退休以后,时间宽裕了,几乎每年都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远赴浙江桐乡去看望年迈的岳父岳母。下了高铁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石门镇是必经之地。莽莽大运河从杭州出发以后转眼来到这里,围着石门镇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然后继续北上,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石门湾。精致的风水孕育了一代大师,我国着名的散文家、文学家、翻译家、画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先生一百多年前,就诞生在这个小镇上。

丰子恺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早年曾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五四以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5月14日上午,路经石门镇,怀着崇敬而又忐忑的心情又一次走进??堂,拜谒丰老先生故居,勾起了一段尘封的往事。

1975年春节过后不久,春寒料峭,我和同事赵宏图到上海出差,住在福州路江西中路上的新城饭店。宏图兄年长我几岁,“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外经贸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当时我们那个圈子里的英语奇才。他性格豪爽,为人忠厚,是我敬重的好兄长。到沪第二天宏图兄说,新枚（丰新枚，丰子恺先生幼子，与宏图兄同为外联室翻译，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熟悉多国语言，英语尤佳）来上海探亲,我们抽空一起去看望一下老先生（丰子恺）。

周六我们在饭店用过晚餐,乘公交车来到茂名南路的锦江饭店,叫上事先约好的、恰好也在上海出差的宏图兄的姐夫、着名电影导演成荫,（成荫与宏图兄为一担挑，他们的岳父是大名鼎鼎的申伯纯）我们在锦江饭店门口打过电话,不到一袋烟工夫,成荫笑吟吟地走出来,手里拎着一竹篓托人当天从嘉兴捎回来的鲜肉粽子。宏图兄走上前接过粽子,顺手递给我。数我年少,拎包的活自然是我的。

我们三人没有搭车,步行前往陕西南路的丰宅。老成持重的新枚双手插兜踱着步,脖子上搭着五四青年标志的围巾,早已等候在路边。简单寒暄后,我们跟新枚上楼。这是一座西班牙式的三层小楼，小楼的总面积看上去也就不到200平米，解放以后丰老先生一家十多口人就住在这里，只是“文革”开始后一楼被另外三家抢了去，直到1975年九月丰老去世。丰老在二楼楼梯口迎接我们。握着先生的手,感觉柔软无力,但他清瘦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格外有神，花白稀疏的美髯飘逸在胸前。记得好像是在餐厅兼作客厅方桌周围落座,每人一杯绿茶,然后开始了海阔天空的神聊。房间里很冷，先生双手插在暖袖里,和蔼可亲一一询问我们年龄、籍贯，浓重的桐乡口音有时需要新枚做翻译。听说我家在石家庄，老人家说早就想去，一直没有成行，我说石家庄生活条件不好，老人家说只要有酒、有烟就行。后来才知道老人家说的是实话。“文革”开始后，老人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上海吃尽了苦头，他厌倦了周围的口是心非、尔虞我诈。新枚1967年分配到华北制药厂工作，老人就想逃离那个是非之地，跟新枚来石家庄度晚年，只是身体欠佳没有成行。那个晚上大家兴致勃勃，记得话题好像还有时局、总理、风庆轮、粽子等，还谈到了西安事变。成荫和宏图兄的共同岳父申伯纯是总理早年派到东北军工作的，当时任东北军交际处长，事变发生后任张学良、杨虎城的新闻发言人。后来成荫还执导拍摄了彩色故事影片<<西安事变>>。老先生很少插话，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捋着胡子发出爽朗的笑声。聊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样子，我们就告辞了。

第二天,新枚来到我们住的饭店,小心翼翼地拿出丰老先生几张画作,“家父近几年身体不好,心情也糟糕,几乎没有什么新作,昨天晚上是这些天少有的好心情。这些旧画老人家请你们留作纪念。”多少年过去了,上海那个寒冷的晚上的几个当事者大都已作古,每每忆起,都感到十分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