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靳先生住在朱河村的村南，前面不远就是宽广的滹沱河，那里有一大片树林。老先生在那里搭了三间小木屋，坐北朝南，很像东北林场人家。屋前屋后有大片的花草树木和他自己栽种的草药。我记得他看到我来了，总是给我一两块冰糖，很甜很甜的，一直甜到现在，总是让我念念不忘。还经常摸着我的头，轻轻的夸赞两句，说我特别懂事，总是自己玩耍、不抢吃食，也从不跟父亲捣乱等。他有少见的、长长的胡子撒摆在胸前，花白泛黄。他虽面容清瘦，却总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他居住的屋子里总是弥漫着好闻的中草药的味道。每天的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播洒下来，有时候在院中安静的树荫下，他仰卧在躺椅上，听父亲认真的背诵各种汤头歌。一阵阵微风吹过来，那一刻我觉得有一种诗意、一种安宁和充实，愿这种时光永远延续下去。

我的祖父在1987年去世时，靳老先生还为他的坟地看过风水。后来，靳老先生也去世，我当时远在外地没能回去。后来回到家，我执意要到他的墓地去看看。那天，我在那片林场的中心地带，见他的墓和碑竖立在青草之间。弯腰鞠躬时，心里想起许多时光，泪光闪闪间无声的叹息。我非为靳老先生的命运感慨，而是觉得那一代的人世风景里，有一种我们没有的东西。在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妇孺老幼和乡村人世，有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慨。这样的人和事，是那个远去的年代留给我们的一抹传奇。在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也有，在方平的《故乡有灵》和《青绿》中也有。他们都是浙江人，从小在浙江乡村的风物人情中浸润长大，对那个年代和他的遗老们仍心存感念。这样的情怀在我们这里、在燕赵之间、在中国大地上许多许多的地方依然适用，依然存在、依然传承。。

当今时代，我们不自觉的就建立起一种包管一些的组织和关系，人身交给组织，情感也交给组织，就连理想和生活也都交给了组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才把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还了一部分出来，民间的弹性和活力才有了萌芽和迸发，被破过的“四旧”也开始换一种面目抬头，重回人间。江山之上不再是大一统的黑灰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走上街头，复苏在人性人心里。

而当代人缺乏信仰，但是有天命和人世，在无助的时候会说“我的天啊”，或者“我得妈呀”，这在深层的心理上，就是一种对天命和人世的归属，人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在人世不能主宰的世界里，他要在精神深处归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天道和自然的世界，那里有着永恒的公平、正义和弥补，现世衰落得越严重，他寻找另外一个世界的动力就越充足。

对远去的人世，我们有敬意，有礼节，有天有地，有怕，有神明，有鬼，有风物灿烂，有人的榜样和标杆，而在今天的人世中，我们还怕什么、敬什么呢？说到底，我们怕的是权和钱，怕的是不刺激和不精彩，我们敬的是更精明、更算计、更小人，更物化和欲化，其他我们都不怕不爱，我们归属的不再是人世，而是被放大的利欲悲欢，是虚妄无知的奋斗。

今天社会的快速和单调，复杂了我们自己，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复杂了社会形态，我们不再怀念那种简单的鸡鸣狗叫里的水远山长，不再留恋那种姑舅叔伯间的亲热和人伦，不再安心庭院里的阳光透过树叶撒下的徘徊，我们越来越觉得在被甩出人间列车的窗外。

我在基层法庭工作多年，其实不发达的平原深处许多乡野，对人世还有一些存留。我曾见到过许多勇敢的村野力量，婚丧嫁娶还有一些古老的做派，“帝王于我何有哉”的平原小村里，还保留着带有斑驳的温暖记忆的古旧建筑以及村俗，人也有一种粗糙和简单的亮堂，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们，即使是坐在门前摘菜枯坐，也都有了岁月和通透的额头上、身板上的风景，说白了，认识就是一种世道人心，是你我的分量，是社会的一种道德和精神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