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包括队长、会计、保管、副队长，总计四人。他们好像很少凑在一起做一次酒局，但有几次，似乎都是在我们家。一次是我的父亲买了几斤豆腐，热乎乎地炖了一大锅子，其中放了足够的红辣椒，几个人吃得热火朝天；另一次是队长在冬天打了两只野兔；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年终，生产队里宰杀了一头老黄牛，牛肉要按人口分给社员，剩下了一个牛头，队长就让拿到我们家，拆散，用一口大铁锅煮了，酒局上，还叫上了几位村中德高望重的“老贫农”。我觉得，那也算是一次奢侈的“公款”吃喝了。一般的老百姓，平日里几乎没有酒局，就等着过大年，走亲访友，宴请客人，过过酒局瘾。过年的酒局上，菜肴，大部分是蔬菜，比如土豆、白菜、芹菜等，大鱼大肉，是很少有人家有的。喝的酒，是地方上酿造的土酒，酒度很高。三斤瓜干，外贴七分钱，就能买一斤酒。一般的家庭，过年，也就是买一二斤酒罢了。喝酒的用具，是一个个小白磁盅，很小，俗称“豆皮盅子”，言外之意，只有豆皮般大小。酒，盛在一个锡壶里，拿一个“豆皮盅”，里面先倒入酒，点燃，好用来“燎酒”，边燎边喝，酒总是热热的。每饮一次，酒盅都是放在唇边，轻轻啜一下，不敢饮多了，因为酒太少。那时候，很少有人喝醉。人，穷得醉不起来。

在我小时候，虽然经常吃不上荤腥，但吃饱已经不成问题，我那时有另外一种饥饿，对水果和鱼类的饥饿。因为我在18岁之前，完全生活在一个大平原深处的村庄，黄土盖地，骄阳当空，缺乏除此之外的地理、气候和水源，对山没有概念，对水没有概念，对草原没有概念，对海洋更没有概念，所饮所食都是土里“长”出来的，水果和鱼类在日常饮食中非常少见。
  至今我还记得，对为数很少的吃苹果和喝鱼汤的经历极为难忘。那时候因为水果珍稀，妈妈会把苹果、梨藏在柜子最深处，埋在几块布匹下面，慢慢省着吃，不能一下全吃了。然而那种吃苹果、梨的经历（后来有了香蕉）和身体深处对它们那种香味的呼唤，每次都驱使着我翻箱倒柜地把它找出来，同时又怕被大人发现。我至今难忘，那放了苹果的柜子里，一打开就是一股贮藏酝酿已久的、苹果的香味，而我每次都屏住呼吸，像一个等待圣餐的孩子沉醉在那重重香气之中。以至于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竟然买了一篓子的苹果、梨和香蕉带回了家，遭到母亲和外婆的一顿埋怨，称东西多了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现在想来，确有一定的道理。

而吃鱼的经历，则更是尤为难得和珍贵，那是一种平原地区日常饮食之外的经验。那种味道的鲜美，曾多次驱动着我带着一帮小伙计们去小河里捉鱼。有一次，我们在课间十分钟去校园外的池塘里捉鱼，由于没听见上课铃声，老师看到教室里缺那么多人，就到池塘边去找我们，结果十几个调皮的男生被带回来，在身上一划有白道的，均被老师安排在夏天毒辣辣的太阳下暴晒，每个人捉的鱼都要自己生吃下去。虽然是惩罚，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一点恩赐的感觉。
  有时候，我们在泥水里混战半天，最终把几寸长的小鱼逮回来，灌了清水养在瓶子里，每天打量着它的游动和生长，仿佛美味在即。然而等到过了十天半个月，因为没换水或喂的食物太多了，几条小鱼被养死了。看着那小小的尸身漂在水面上，你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其中有惋惜自己的精心侍弄，有可惜将来的一顿美味，更有对一个物种的少见和饥渴。   

今天，在顿顿南北大餐、鸡鸭鱼肉的时代，我很怀念小时候平原深处里那一声声饥饿的肠鸣，是那低沉的饥饿之声，把人类拖拽到狩猎，牵拉到农业之上，踏出人类文明的一条漫长的曲线；我也很怀念小时候所吃的苹果、梨和小鱼，是它们培育出了我对周遭食物经验之外的另一种饥饿和向往，那种被强化至深的驱动力，驱使我把饥饿感迁移转化到胃部之外的器官，也促使我一步步地打开身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同时，也告诉我们，在记忆的梗上，谁没有两三朵独特的、娉婷的披着情绪的花，无名的展开，一点点画出属于自己的图画。我们扬起曾经稚气的脸，幻想拥有整个世界，然后在某个寂寞的午后，因为某个人的微笑，阳光显得无比的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