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提落实带薪休假”——今天（8月4日）来自中新社的报道显示，2015年开年以来，官方已至少五次公开强调落实带薪休假。最近的一次信号来自7月31日国务院政策的例行吹风会，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透露，要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并将鼓励“周五下午 周末”小短假模式。
说实话，若非这么多年来一直有“旅游投资”和“拉动消费”这样的纯实用主义诉求存在，落实带薪休假更难以推动，甚至“带薪休假”四个字，都未必能享受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到舆论场里转两圈的标题待遇。从世纪之交中国“黄金周”产生时起，带薪休假与假日经济就一直是捆绑式议题，凡小长假过后，必会掀起呼吁落实带薪休假的舆论小高潮，为法定假日的拥堵、出行不便、安全事故新闻完成反思性收尾。是实用意义而非权利意识，在一直“提拉”着带薪休假的公共论题，使之不至于沉没。
更准确的说，是实用意义一直在“提拉”着民企、中小企业、体制外单位职工的休假话题。所谓落实带薪休假，也主要是指把权利还给这些不受传统意义上“单位”庇护的劳动者。不能说带薪休假已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百分百实现了，但体制内员工至少有两点保障，一是有低成本的内部申诉渠道；二是不必担心休假会丢饭碗。而体制外的劳动者，却很难找到维权的支点，和与雇佣方博弈的杠杆。
抽象的带薪休假权利由劳动法赋予，当然没有体制内外之分。但其实施路径和保障设计，却事实上区分了两个群体。从历史上看，“带薪休假”是由公务员福利逐渐扩展到“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前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享有休假权利，后者则是在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出台后才有了具体休假依据；从载体和申诉渠道上看，敦促带薪休假权落实的是全国的工会系统，其本身就是内嵌于体制的，其监督的边界也与体制的边界重合。也可以说，休假权利是“普适”的，而休假保障是“中特色”的。
在事实上成为体制内专享的福利，恐怕不只带薪休假一种，手边的例子，还有高温津贴。正常情况下，高温津贴应计入工资总额,在企业自身成本中列支。所以，这项规定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落实较好,但在很多建筑、快递等行业往往无法“落地”。道理想想也就明白，连讨薪都要爬吊塔、上天台、拉横幅，都没有一个畅通的、低成本的渠道，区区一个高温补贴，又哪里敢强求呢？
劳动福利的落实难，是与劳动者群体的扩展、劳动者身份的多元化相伴生的。这种性质多元的特点将随着社会转型越来越强化，也将越来越显示出原有的保障设计的狭隘、原有的治理手段的单一。以传统“单位”为支点来落地某一项政策的治理方式，明显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其功能也在迅速的萎缩。所以，泛泛地谈推进带薪休假意义已经不大，应以所谓的体制外单位为基本落脚点，专门针对新市场主体特点，设计出劳动福利的监管渠道，提供社会保险与福利待遇纠纷诉讼的便利条件。这种法治方式，建立起来成本很高，但却能同时惠及体制内外。
更何况，除此之外也没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