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辽宁省绥化市明水县的大货司机李海峰在运货途中，购买了四包今麦郎（日清）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诱惑酸辣牛肉面”当午餐，发现其中的醋包中含有异物，且是过期食品，随后向今麦郎公司索赔450万，今麦郎只愿“奖励性”赔偿7箱方便面和电话费，并于今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5月29日，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公安局以“李海峰涉嫌敲诈勒索”立案侦查，随后李海峰被河北警方列入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名录。

    生活中，消费维权高额索赔不成，反被控敲诈勒索的案例并不鲜见。最着名的当属黄静“天价索赔案”。2006年2月，黄静花20900元购买一台华硕V6800V型笔记本电脑，后因故障不断与华硕多次交涉，并提出5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被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拘，后被批捕。

    此类案件，有很多共同点，都是遭遇消费侵权后高额或“天价”索赔，都有索赔不成则声称向网络、媒体曝光等，都是协商赔偿过程中被控敲诈勒索。

    从侵权索赔、消费维权的受害者，到“涉嫌敲诈勒索”被刑拘、追逃的犯罪嫌疑人，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具备“天价索赔”情节就能性质突变、情势逆转，其实不然。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可见，维权索赔与敲诈勒索的界限就在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威胁或要挟”的行为。

    所谓“非法占有”，是指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的纯粹“敲诈”占财行为。消费者遭遇消费侵权，有权提起索赔主张，就属于“事出有因”且依法有据，而非“非法占有”。

    所谓“威胁或要挟”，必须情节严重，既要具有手段非法性，也要具有强制性，危及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迫使对方不得不接受条件、交出财物。对于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天价索赔”，商家完全可以拒绝，也可以协商解决，还可以建议消费者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并不受消费者控制，“天价索赔”本身并不等于敲诈勒索。至于消费者声称或已经向有关机关举报、控告，向社会、媒体曝光的行为，既是一种监督行为，也是一种维权手段，并不具有非法性和强制性，因而不属于敲诈勒索犯罪意义上的“威胁或要挟”。

    回看黄静案，2007年11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又于2008年9月作出刑事赔偿确认书：“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反而是一种维权行为，所要500万美金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可见，天价索赔只是“维权过度”的问题，媒体曝光也不等于“威胁或要挟”，本质上都属于消费维权范畴，并不触及刑法。

    基于合法权益被侵犯的“天价索赔”，不等于敲诈勒索；“过度维权”行为也有民事法律规制，无需刑法伺候，只有社会危害性足够严重才能动用刑罚。动辄上刑入罪，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并非法律之幸、民生之福。而在过于强势的商家面前，消费者也只会望而生畏，选择“用脚投票”。

    无论商家、消费者，真诚沟通、协商是化解此类纠纷的基础，消费者需要理性维权、注重方式，商家也要大度认错、诚恳道歉，像金麦郎“给予7箱方便面算是对消费者提出意见的奖励”的“奖励性”赔偿，完全是居高临下、不愿认错的傲慢姿态，或许也是激起消费者天价赔偿的一个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