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爷爷的坟前，不禁潸然泪下。几丝残阳洒过来， 斜照着坟头上稀疏的野草。秋风吹散燃烧的冥纸，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儿，飘落在我的脚下。
8月13日是爷爷的祭日。在我的孩提时代，每年的这天，父亲总是向我讲起爷爷的死。从爷爷的故事里，我更加懂得了怎样生活、怎样做人。
1942年5月，日本鬼子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深泽县同冀中各地一样，“无家不戴孝，处处闻哭声”。扫荡结束后，敌人又搞“治安强化”，先是在我村村南修了岗楼，接着又逼迫推选伪村长。当年腊月初八的早晨，天寒地冻，成群的鬼子把全村百姓押赴到村南的大水溏边。他们陆续从人群里扯出四个中年人，要他们答应担任伪村长，遭到断然拒绝。敌人恼羞成怒，就在四个人将被推进冰窟窿淹死的节骨眼上，我的爷爷走了出来……就这样，爷爷虽然保全了四个乡亲的性命，但他自己在全村老少的眼里，却成了对敌人卑躬屈膝的伪村长，一个投敌卖国的汉奸。
1945年8月13日，临近黄昏，突然从村北传来一阵枪声。有两个老乡跑回村报信说，是爷爷在河边柳树林里被枪杀了。至于枪杀爷爷的人，有人说是县里的除奸团，有人说是八路军的武工队。但不管怎么说，爷爷作为汉奸伪村长被枪杀，并没有一个人觉得他冤枉。
仅隔两天，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岗楼的鬼子撤向了县城，而我家的厄运也就从此降临。家里仅有的二亩薄田被没收了，瓦罐里的粮食也被哄抢一空。奶奶走投无路，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出村要饭。东家一口，西家一口，两个孩子经常饿得大哭。一般的人家还好点，碰到知情的人家，不但要不到饭吃，有时还会遭到一顿污辱。有一次走到滹沱河北岸的一家，正好碰上男主人端着饭碗出来，他张嘴就嚷：“快走开！我的剩饭就是喂了狗，也不给当汉奸的吃一口。”过了好一会儿，两个孩子才吓得哭出声来。他们仰着头问：“娘，俺爹真是汉奸吗？这人怎么这么凶？”面对孩子纯真的眼神，奶奶镇静地说：“天理良心在，你爹他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这句朴素地不能再朴素的话，多年后在我稚嫩的童心里打下了第一个深深的烙印。1958年“大跃进”，全村吃大食堂，而我们一家则必须要等到最后一个才能打饭。有一次，奶奶刚把空陶罐递进饭口，管分饭的说没饭了，等下顿吧。奶奶求情说：“大兄弟，看在当年俺们当家的救过你一条命上，想想办法吧。一家子还要下地干活，再说上顿就没分够。”谁知那人却冷冷地回敬说：“他当初救俺们几个，还不是为了他自己当汉奸村长？象你们这样的人家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争什么饭吃？”说完就把饭窗猛地关上了。要说一家受的委屈，这样的事只能算是家常便饭，更难熬的还是在十年“文革”那段是非颠倒的年代。家里人口多了，房子本来已十分拥挤，但大队还是硬把我家临街的三间房子当成了供销社。尽管我家不参加任何派别，但不论哪派造起反来，几乎每次我家都是被冲击的对象。在这十年里，奶奶和我那早已经长大成人的父亲和姑姑，在人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直到1978年，爷爷故去整整三十三个春秋。在这年冬天，爷爷所谓的罪名终于被彻底洗刷。当盖有公家鲜红大印的平反通知书送到家里时，一家人欲哭无泪。经多方调查证明，爷爷曾是深泽县最早的党组织━━深泽特别支部委员，1943年由组织派遣担任伪村长，成为全县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个敌工人员。只是在那危险残酷的战争年代，党员关系“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与组织只能是单线联系。遗憾的是，当年派遣爷爷打入敌人内部的那位同志，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在担任伪村长期间，爷爷明敌暗我，他胆大心细，头脑灵活，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周旋。当年镇压铁杆汉奸李麻子、张兰科，争取敌警备队小队长曹文坡、曹大肉，以及后来的巧渡滹沱河、宋家庄埋伏战等等，都有爷爷杰出的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个为革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共产党员，却在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前两天，因为叛徒的出卖，永远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了滹沱河畔。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员。我们党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今天，我党继续把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我的父亲和我也正是出于对党实事求是精神的高度敬仰，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终于成为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现在，爷爷的名字和事迹已被写进县志，如果爷爷在天有灵，他那一度曾经失落的灵魂也该得到慰藉。
站在爷爷的坟前，总有诉不尽的哀思，流不尽的泪水。自我在孩提时代就深信“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之后，多年来我总觉得心里有一种情感在涌动，它仿佛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又仿佛是一种希望的永恒，它日益膨胀而升腾，而且须仰视才见。今天我已真正明白，这是一座心灵之碑，是一座镌刻“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巨大心碑，它顶天立地，永远地矗立在我的心里。
愿爷爷和所有的革命先烈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