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热议的《平凡的世界》，正在北京卫视等电视台播出，凡经历过那个年代、农村出身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沉思和回忆。大都到点坐在电视机旁，专心瞩目、尽情欣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同喜同悲同想同思，甚至浮想联翩、回顾往事、自我对号。屏幕上在演，屏幕外在想，共同体会着那个年代。

    屏幕上的故事自1975年春开始，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陕西省东北部的某处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以学生打饭为序幕，主人翁孙少平“一个跚跚来迟者——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开始了他两年的高中生活。其中的“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不由勾起我们的回忆……

    剧中的少平1975年十七岁，我们是1972年春节后考入高中，那时我还不到十七岁，是在文革时期学校回复考试的第一年，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资产阶级走资派的年代，尽管恢复了学校考试制度，但高中录取要通过考试和村里生产大队党支部同意才成。那一年，经过严格的全县统一集中考试，以及生产大队党支部审查推荐，我成为我村几年来出村读高中的13名学生之一。而我们的另一位同学，学习成绩在班里最好，但经生产大队审查那一关，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卡了下来，听说他哭了好几天，我们都同情他，为他不能与我们为伍而惋惜。

    我们所在的学校是县办五所高中之一，只因我们村离学校较近，我们属于走读生。当时一般人家别说手表、挂钟，连个小闹钟也没有，计时全靠人们社会自然的生活经验感觉，每天早上大约7：30点左右出发，8点左右到校，8:30上课，下午5:30放学。有自行车的不论新旧，有比没有强，没有车的就步行，半路碰见哪位没骑车的，相互谦让着相互驮一段。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忙，边走边唠，谈学习、谈老师、谈同学，扯天谈地，瞎讲一通，说笑一路，六七里地，一会儿就到，尽管都老大不小了，但都是同村的，一起到外村上学，男女之间童心犹存、无所顾忌、好不惬意。

    我们走读生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母亲早上做饭时早就为咱准备了午餐——两三个混合面饼子，中午放学后，或教室、或操场、或找个舒适所在，三一群，两一伙，相互尽让着，或是相互交换着，边吃边聊边说笑，稀里糊涂吃下那午餐，而后找口凉水喝，一顿饭了事。时间长了，有时班上的住宿同学帮着打上2分钱一大碗的菜汤，就着自带的干粮，自我感觉那个香、那个美。其实那2分钱一大碗菜汤，只不过是伙房烧完菜后又加了些水、放把菜叶、再加些盐而已。会来事儿的大师傅用盛饭勺烧上多半勺棉籽油，再加上一点儿葱花，嘀——吱喳一响，往锅里一搅合就成。所加的菜叶上，都是蚜虫（我们当地叫“油龙”），那玩意儿粘在菜叶上，多次冲洗也洗不净，在锅里飘在水（汤）面，和油混在一起，又不能分开。那个年代的人们，谁都想站点油光，所以，每碗里都有“油”，我们都叫它“油龙汤”。

    当时，我们学校的伙食也是主食、菜、菜汤，也有一毛五、三毛钱的菜，主食也分“欧、亚、非”三个洲，白面馒头4分、玉米面饼子3分、高粱面饼子2.5分，或是两毛钱一大碗的面条，只是粗粮多细粮少，白面馒头和面条每周只有两三顿。别忘了那个年代所有主食都要粮票，饼子、馒头都是每个2两粮票，面条可按需要3两、4两或半斤。住校的多是农村的穷孩子，他们非常自觉的只吃粗粮，不吃或很少吃细粮好菜。那细粮、那好一点的菜，多贵！谁能花那个钱，谁舍得花那个钱。只有长期住校的老师们和个别家境好的学生才能吃上。我的家境当时可谓中等偏上一点儿，我没有在学校打过一次饭（2分钱一碗的菜汤除外）。都是由节俭习惯的母亲为我准备，多是玉米、高粱和红薯面的混合面饼子，叫“合金饼”，有时外面一薄层玉米面里面是混合面，叫“金银饼”，有时还在饼子里面加点菜馅，就叫“馅饼”，这样的饼子吃着好吃，又有营养。但纯玉米面饼子、白面馒头或烙饼几乎没有过。就这，咱也挺高兴！很庆幸咱又不下地劳动，每天还能和在地里干活的哥哥姐姐吃上同样的干粮。

    那个年代，我也曾是班干部，课代表，尽管我年岁和个头都不大，但我天生体型敦实、身体壮实，外加诚实，学习在上中等，因此，我也是劳动委员。记得大约1972年后半年，某地出现了“不学ABC，也能闹革命”的“白卷”学生，全国上下又掀起了了“斗私批修”的高潮，尽管当时对我们学校冲击不大，但也有所影响。有的地方出现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学校是每周只劳动一天。当时，由于我们学校地处环境特殊，离村庄较远，周边都是树林、沙岗、荒滩地，为了响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工学农，半耕半读”的号召，有头脑的校领导带领学生们在学校周边开垦的多片自由地。为此，我校从周一到周六，每周每天安排一个班劳动。我们班正巧是周六，每逢劳动课，多是自带劳动工具。大多数同学能够遵守劳动课纪律，热情而愉快的参加，也有借故不上学的，或借故不带工具的。但我是最忙最积极的，都是头天放学前先向老师领受任务，再给同学们安排布置，劳动开始时，老师简单一安排，说是到教务室备课去了，一切一切都交给我了，我是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不光和同学们一起干，还要带头干，还得负责检查与验收。因为劳动课也是要记成绩的。回想那时候，我们身边也曾出现过像“侯玉英”式的人物，也发生过像“郝红梅”一样的故事。  

    时过境迁，转眼四十多年啦。和老伴一起看电视时，不由得随着剧情发展忆想当年，感慨着那个年代，感慨着我们自己，感慨着故事里的那些人。尽管我与孙少平是同一年代的人，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我比他幸运的多了，他毕业后回了农村，我毕业后不久找了份临时工作；他不甘心一辈子留在农村，有出去闯荡世界的志向，但他只揽活卖苦力，当上煤矿井下工，就连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也未把握住。而我参军入伍离开了家乡，在放下书本多年后考上了大学，在部队还提了干；他的爱情是坎坷的，我却仅一次就成功地娶了吃商品粮的、高中时的下班同学——老学妹。

    唉！那个年代，凡经历过的，都会无不感慨：就那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