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恒是北宋王朝第三位皇帝，史称宋真宗，在位25年。真宗咸平年间，政绩显赫，社会治理有声有色，国家一片繁荣昌盛，后代尊其为“咸平之治”。赵恒整顿朝纲，巩固统治独具匠心，举措广为流传。

    咸平期间，真宗十分重视吏治，亲自制定和颁布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该律集中概括起来共十四字，即清心、奉公、修德、务实、明察、勤课、革弊。以现代汉语对《文武七条》的涵义解释，则为清心：要克制欲望，平心待物，不急不躁，不以自己的喜怒爱恨而左右政事，更不以自己的欲望和想当然放弃原则，实施偏激行为。奉公：重民本，效忠皇业，处事公平，做人正直，理政不倚不偏，要自身廉洁。修德：要以德服人，以德化人，而不是借长官地位，以势压人。务实：讲究实际，不求奢华，以实干创业，以苦干成业，切莫贪图虚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看问题要抓实质，判诉讼要明察秋毫，不要苛捐杂税和刑罚不公。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善于解决群众所需，不可懒政无所作为，革弊：即坚持改革，努力革除一切落后的陈规陋习，祛除各种弊端，扬弃不适宜发展的制度、体制。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递进、发展和转变过程中，中国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演绎史，其生动鲜活、警示后人的典故可谓不胜枚举。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其统治者的政治清明、官员清廉、风气清正密不可分，而一个国家的衰败和灭亡也与其政治腐败，官员懒政、滥政形影不离。北宋赵恒的《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正是在这样的朝纲下，才有了流传于世的“咸平之治”。

    赵恒在颁布《文武七条》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规定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正式官员保举。一个官员若发生贪污或职务犯罪，其上司和保举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轻者贬职，重者削官。还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御史）的选拔和渎职惩处制度，监察官员的选任标准更严格，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文化素质较高，从政经验丰富。还特别规定，宰相不得举荐御史，与宰相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下属者，也不得担任御史，以防止宰相与御史结党营私。赵恒时代官员“保举制”御史“特任制”的建立与实施，无形中在体制上加强了官员的自律，也形成了他律（上司官员、保举官员的监督），使官员的德行完全处于自律与他律的双重约束之下，从而为“咸平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告诫领导干部要多读中国历史，从国史、党史的学习中，掌握从政经验，汲取失败之教训，提升自己的执政与反腐防变能力。赵恒作为封建时代宋朝帝王已远去数百年，但其创建的《文武七条》等治国纲领，对现实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尤其官员保举制度更具有普世可复制价值。

    由此反观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虽然强调了公开性和德才兼备的任职条件，但就制度的本身而言，一是恰恰缺乏自身内在的不用外力自然产生的监督力量，缺乏对用人失察追究责任的具体规定；二是重选拔轻管理，导致一些官员任职后信念丧失、人生观位移、价值观的蜕变，揽权滥政，败坏官场，滋生和助长腐败。假如干部管理制度掺入“保举”成分，强化连带责任，无疑将大大增强制度的约束力，有效阻止干部贪腐现象和违法犯罪的发生。好在新一届党中央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把握发展大局，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顶层设计推法治，一鼓作气反腐败，坚定不移纠“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与腐败展开决战，突出“两个责任”，整顿吏治，引领人民奔小康，让国人看到希望。相信，未来中国必将迎来一个政治清明、官员清廉、民风清正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