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粗布衣裤，粗布鞋袜，好象就是我们一年四季不变的行头，而能穿上这些，对山区偏远的农村孩子来说，也不是都能拥有的，有好多家庭的孩子，不是衣服上露着窟窿，就是补丁缀补丁，有的孩子，十冬腊月天连双囫囵袜子都穿不上。

我们家的条件算是不错的了。全家七口人，爷爷，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再就是我和弟弟。我六岁那年，爷爷因患喉癌不治去逝了，记得爷爷去世前，特意把我和弟弟叫到床前，嘱咐我们长大后要记得去给他圆墓。1990年的十月，父亲患同样的病离开了我们，　不过，父亲比爷爷多活了十年，父亲走的时候，不到七十周岁。

母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人，她家里地里样样能拿得起。尤其是她能做得一手好针线，纺线、织布、纳鞋、绣袜，在村里数一数二，凡是谁家垫被子，做鞋样儿，经布、安布都会找她帮忙拾掇。母亲虽没念过书，但她的算术很好，多少线出多少布，经布的棉线格格道道怎么样编织，她都精于心，工于手。

那是一个金光灿然的秋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我操起镰刀，扛起扁担，匆匆忙忙地向村东头的小山山后赶。那时，象我这样的十二三、十三四岁的孩子，下午放学后，都要到地里割一会儿草，交到队上的司养棚，以斤称儿计工分。由于山场田边的草料资源也就那么多，加之那时候集体的山场又作为禁坡常年被专人看守，因而，打草这活儿最发愁的不是割草，而是翻山越岭、可世间去找草。有时，实在找不到哪里还有可供喂养牲口的青草，只能在别人刚刚用镰刀收割过的山间地头、堰边地跟儿，重新过一遍，即使能打上三二十斤的草跟儿，也总算可以交差了，一是可以多多少少挣点工分，二是面子上也算可以过得去了，总算没有放了空。记得有一次为了挣抢一条堰跟儿的草，竟和一个儿时的伙伴发生了争执，甚至还动起了手，以至于以后见了面都不好意思。

那一天，为了能多打一点草，多挣几分工，我偷偷地摸到集体的禁坡里面，在大队的禁坡里割草简直和偷窃集体的粮食一样，因而，我的心情忐忑不安。但禁坡地里的肥草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于是，我便在坡地里的荆棘丛中，心怀惊悸地快速地翻舞起镰刀，不一会儿工夫，就在身后的空地上放下一把一把的肉茸茸的白草。当我用镰刀将一把一把的草揽起在腋下正说要逃离时，突然，山坡上不远处传来一声喝令：“站住，别跑，谁让你偷割禁坡的草，把草放下！”听到这巨声喝斥，吓得我魂都飞出去了。我用胳膊紧紧地揽着草，慌不择路地向山下跑去。山上并没有什么象样的路，只能逢堰跳堰，逢坎越坎，狼狈的我终于一口气不接一口气地顺着崎岖的山坡象滚一样地从半山上逃下来。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一天，母亲和队里的妇女们正在山下面的棉花地里摘棉花，当母亲见到我惊吓得慌不择路冒险逃跑的样子后，顾不上把腰间挂着的沉甸甸的棉花包解下来，就直冲着我打草所在的小山上，边跑边向看山的人大喊：“你不要把我的孩子吓着了！”边向看山的人喊叫，边大声唤着我的名字，让我不要怕，不要怕，慢点下，别摔坏了，别摔坏了！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母亲还十分气愤地叨叨着，“这么点的孩子你把他吓着了，摔着了，我非给你说个过来过去不行！”这显然是冲着看山的杜大爷来的。

事情就这样过去……

晚上吃完饭，我才发现，我上衣小口袋里插着的钢笔不见了，那是一个用带蓝竖道道的棉粗布缀制在左胸前的小口袋儿，插在口袋儿里的笔，是一支银灰色的拧冒的汲水儿笔，这分明是在昨天偷草逃跑中丢掉的。

提起那支笔，它还是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给我的，姐姐舍不得自己用，还很新的时候就给了我，我已经用了将近两年。就象一件农具，使得顺手了，尽管很普通，但我对那支笔很有感情，而且它下水儿也利，写字很顺畅。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十分怀想那支笔，那支与我一同识字、一同作文、一同进步、一同成长的银灰色的拧冒儿汲水钢笔。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支心爱的笔亮着特有的光泽，好象一只明晃晃的脑袋不知在什么地方向我探头探脑地微笑着，它的笑容是那样的坦然，是那样的自信。

第二天一早起来，姐姐和我在地上画了一个寻找东西的八卦图，我小心翼翼地在企盼着一个结果，一个不言而喻的结果。

于是，姐姐陪我一块，趁着上早自习的功夫，匆匆忙忙奔回头天午后我偷草的禁山山坡跟前，凭着记忆，顺着打草攀走过的坡地，拨开丛丛荆棘，一丝不苟地寻觅起来。

约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条坡地堰跟儿的正中间地带，在一蓬尚未被人踩踏过的草跟儿旁边，那支银灰色的拧冒汲水笔，如我晚上的梦一样，正在秋天的早晨的阳光下，闪着特有的光亮，静静地躺着，就象一个刚刚睡醒的孩子，好甜蜜，好舒展。

我悬挂在嗓子眼儿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我急忙上前一步，激动地把它从草蓬旁拣起来，紧紧地攥在手中，我分明感受到了它的体温及至它重回主人怀抱的喜出望外的心情。

那支失而复得的笔，终于继续与我为伴，与我同行，与我一同度过艰苦而充满无穷欢乐的豆蔻少年。

一切过往并非都如是般地令人欣慰，好多东西，丢掉了就永远丢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