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作者通过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具有继承性观点，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思想，联系自己参加革命工作30多年，先后从事初高级中学教学、财务会计、文化教育、党务政法、综合治理、维护稳定、严打整治、打黑除恶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以及司法审判工作实践，先后担任县级市政法委副书记、严打整治办公室主任、打黑除恶办公室主任、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主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办公室主任和365bet现场走地盘_完美体育365官方网站_36500365体育在线投注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阅历。深深感到，作为一名公职人员，只有不断努力修明自己的品德，才能做好本职工作。因此学习整理出“从政之道，在于明德”(道：人类活动的最高准则；德：人的本性和品德)一文，本文主旨是论述说明如何修明自己的品德。现将拙作奉献于您，冀希与君共勉。非本人之言论，乃先哲之思想；非发思古之幽情，乃从政之道、立身之本。
一
《大学》开宗明义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修明自己的德性；“亲民”就是用自己的光明德性去使民众自新；“止于至善”就是要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三个最高境界呢？《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儒家所概括的“三纲领”、“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意思是说：修身是“三纲领”、“八条目”的根本，无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讲究道德修养，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
《大学》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进一步论证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曾专门作《修身》，论证修身是治国的根本。曰：“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则水圆”。《大学》则是把先秦儒家有关修身的功用和方法之零散说法集中起来，表述为简洁明了的公式，成为一部政治理论着作。它囊括了统治者的政治纲领，伦理道德。自朱熹把它编入《四书章句集注》首篇之后，历代帝王皆把它奉为“初学入德之门”的必读教科书。
“大学”就是大学问的意思，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构筑了一个由内到外、由精神追求到制度规范相统一的完整体系，将礼治思想制度化、系统化，它既是帝王的统治术指南，又成为臣民的修身法则与行为准则。
二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先秦及秦汉之际各种关于礼治的论文选集。“礼”原是宗教祭典上的节文，用以显示参加典礼者的上下尊卑关系，并以乐舞仪程等“礼”的形式表现对祖宗神灵的敬重。周人代殷商后，除继续沿用“天命”、“神道”作统治之具外，又特别强调人事，把“礼”的作用从祭典的仪制中引申扩大为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从此周制与殷商制便大相径庭──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如果说，殷商是一种尊神敬鬼之制，那么周制则是虚置鬼神而注重人间等级秩序的礼制。它通过繁复的仪法和固定的样式，定名分、成制度，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恪守的准则。
“礼”的形式称之礼的“数”或“文”，礼的精神实质称礼的“义”或“本”，而“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穿血缘宗法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周代礼制的内容与形式统一在其主旨上，这就是“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礼”成为一种赖以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秩序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记》中的《乐记》与《大学》淋漓尽致的阐述这个道理，在阐明礼、乐、刑、政的关系时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又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指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贵贱，造成下对上的敬畏；而乐的作用则是和同上下，造成上下间情感的沟通。“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乐的配合就将外在的社会规范与内在的情感精神相呼应结合起来。
礼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但礼要做到和顺才会有价值。“礼之用，和为贵”。“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其意谓仁是礼乐的根本。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是“仁者爱人”，而“孝悌”二字则是“仁”的根本。论人处世、讲人生道理，最基本的思维法则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人的孝悌之心，可以放大成一种社会伦理。对父母兄长的亲情之爱，可以扩充为对整个人类的博爱；对父母的敬，可以衍化出对君王、贵族、上级、长者的忠诚和顺从。于是“仁者爱人”的思想，便可经从“孝悌”这个平易亲切、极易为人接受的出发点上培育起来。儒学认为“仁”还应该由“礼”来调节。如果人们都能够按礼的要求去做，也就在整个社会上实现了“仁”的理想。“仁者爱人”推广到政治上，就是要实行仁德政治。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宽惠，使民以时，齐之以礼，重视道德教化，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养成内在的仁德修养。并从“仁”的核心出发，又提出了一整套社会道德规范，认为道德修养重于躬行实践。由“仁”派生出一套礼的秩序，设计出一套为政以德的治国模式，建立起一系列实践“仁”的道德规范，并指出一条通向“仁人”的自我修养之路。
揖让周朝之“礼”并非儒家最重视的东西，其内在的名分等级观念才是其着意追求的目标。儒学的两大端为“礼学”与“仁学”，它们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仁学”以礼治为目标又要求把礼治从外在形式转化为人的内在精神要求；而“礼学”则通过具体的制度设置，把仁学精神物化、规范化，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境界。孔子提出最高原则是“仁”，“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既要承认别人和自己都是人，还要帮助别人共同提高。“仁学”与“礼学”共同完成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社会秩序构建工作，实现这两者的统一，方能培养出安顺的民众，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通过制订一系列制度规范，又与内在的“仁学”结合，成为治理民众、确立社会秩序的高妙手段，而社会各阶层及其人员，只有遵循这些规范才能在社会共同体内各得其位，而不致于因为利益的无限制冲突而同归于尽。当然，这种各得其位是不平等的，是通过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控制、训示乃至讨伐来实现的，所谓“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然而，不平等的“恶”正是社会发展的杠杆，在它的撬动之下，历史沿着文明轨道运转，从这一意义上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是有其真理性的。因而，论“礼”者将其尊奉为政治的根本，所谓“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也”。礼的功能作用是“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的具体功能，则被展开叙述为“夫礼者，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给，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咸严不行。礼可以完成道德，齐备教化，决断争讼，确定君臣关系，其效用在于政治、军事诸方面。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即是一部“礼”的发生发展史。
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就是经世致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家》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一言以蔽之，“六经”皆经世致用之学。孔子要弟子研读“六经”，并不是为着造就徒托空论的学究，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通经致用，六经治世，成为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其历史性和不朽性突出体现在：天人之辩（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循天道，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的观念。君民之辩形成“尊君与民本并存，以民本制约尊君”思想；人性之辩（关于人的本性善恶的思考）形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观念；义利之辩（社会道义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形成“君子爱才，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精神；刑礼之辩（刑法治理与礼治教化的关系）形成“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其发展观是“通变易，守圜道；追先祖，垂史范”。其政治观是“重伦常，崇教化；觅治道，求经世”。经世的前提是入世，而积极入世恰恰是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入世文化不着意构筑彼岸世界和灵魂永生的幻想，却教导人们在此岸“学做圣贤”、“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人生“三不朽”境界。中国文化平实的入世精神，执着的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虽有淡化之时，变形之象，却始终延绵不绝，于起伏跌岩之中一以贯之，未能中断。中国文化的光辉与黯淡，成功与挫败，都与礼的运作紧密相连，故维护文化传统者以“礼之卫士”自任，革新文化传统者向礼教弊端发难。毛泽东同志1943年6月讲“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学习礼与仁，以实现对传统礼治精神的因革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是学习整理者的初衷。
三
儒家把政治归结为修身，故修身就自然成为搞好政治的根本。《大学》在阐述这个道理时说：“《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尧舜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这就反复说明，治国的道理和齐家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能齐家就不能治国，由于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制度一直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因而适应于这种封建家族制度的政治思想，也就超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范围。但“三纲领”、“八条目”并不是平列的，其中有着一种本末、终始、先后的关系。就是说，有的居于主导地位，有的则居于从属地位。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为此，《大学》从三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论证。
从修身与德治关系看。《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这是从修身的方法和目的关系方面来讲，修身是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末。这种本末关系不能倒置，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叫做知本。那么，为什么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对于修身来说是末呢？因为这四项只是修身的方法，应该从属于修身这个目的，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就会产生偏向而失去意义。为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修身来说也是末呢？因为尽管最高政治理想是“明明德于天下”，但是实现这个理想的根本是修身，身不修，则国难治，天下难平。正己而后正人，修身是根本。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儒家一贯主张的德治思想，并提炼成为公式，编制成一套逻辑程序，指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的本末关系。
从刑罚与德治关系看。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也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我要使争论的案子在事前不发生。这就要做到使无道理的人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谎言讲下去，在平时用大的道义使民众心理敬畏诚服，这才叫做懂得了根本。这就告诫统治者，不要在罪罚造成以后来用刑罚去治标，而要在罪恶萌发以前用德治教化去治本，为了对人民施行德治教化，统治者必须讲究道德修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礼记.缁衣》说：“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这是儒家一贯主张的德治思想，德治以修身为前提，无理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是把修身运用于政治生活所取得的功效。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叫做知本。
从德治与财产关系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是从德财关系来说的，德为本，财为末。统治者不能过分贪婪聚敛财产，以致于人民失去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挺而走险，应该轻徭薄赋，减轻税赋，制产之民，以争取人民的亲近拥护。有德可以有人民、有土地、有财源、有人用。失德将会受到人民的反对而失去一切。“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所以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仁政的出发点在于修身，只有“先慎乎德”，使自己的思想行为“止于至善”，才能做到“亲民”，“明明德于天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的本义是系统地论述儒家的政治哲学，强调修身为德治之本。为了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理想，应该从修身做起。为了达到修身的目的，应该从格物做起。这种“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后、终始的关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实践问题，其中的本末关系则是主导和从属的问题。《大学》这种思想和先秦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子路问孔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身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君子应当终身修养自己的品德，用以造福人民，并强调达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大学》的这种思想和《中庸》也是相通的。《中庸》也特别强调修身，把修身看作是“治人”和“治天下国家”的基础。“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四
修身的内容是指“修身以道”。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指的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关系。此五者乃“天下之达道。”把这五种伦理关系处理得和谐融洽，就是修身的内容。“修身则道立”。夫妇是各种关系的起源，父子是各种关系的根本。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故“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与“止于至善”的思想是相通的。《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仁、敬、孝、慈、信，就是至善的准则。它是根据社会成员不同的身份地位和伦理关系制订出来的，因而是客观的、外在的，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不可逾越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些客观外在的准则变为个人主观、内在的自觉要求，道德就不能成为政治的杠杆，无法起到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儒家为解决这个问题，逐渐发展综合总结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项方法，且都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从属于修身的目的，着意解决如何把客观准则变为内在的自觉。
“格物致知”的本义《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致知在格物”。即认为“格物”是认识的途径。格，量度之也。《大学》“格物”之“格”应作“量度”解，是认识的途径。“格”的本义是量度的意思，格物就是以量度物，即对“物”加以审衡而分辩本、末、先、后。历史上汉朝的郑玄说：知，谓知善恶吉凶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正义》。说明道德修养的好坏会直接招来善恶吉凶的后果，和贯穿《大学》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人们进行道德实践，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于客体的影响，同时应该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前一个过程是致知，后一个过程是格物。宋明理学家程颐、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说，格物的核心是穷理。穷理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必须在具体事物上去考察研究事物的理；“致知”则是指扩展、扩广知识，是格物而得到的知识扩充结果。因而，格物与致知是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格物的途径和对象，朱熹认为格物的对象是极为广泛的，上至宇宙本体，下至一草一木，其中的“理”都必须加以研究。这种对象的广泛性也就决定了格物途径的多样性，其中主要是阅读书籍，接触事物和道德实践。格物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所当然”（主要指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所以然”（主要指事物的本质规律）。格物致知既是“明善”的基本途径，也是“求知”的根本方法。因而既是修养方法，也是认识论。认为必须先就天下之物穷研物所有之理，然后才能达到心的自我认识。王守仁认为，理当是指“至善”之理，即道德的根本原理，不能说这个原理在外部事物上，道德原则（理）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的对象（物）上。王夫之提出“即事以穷理”认为“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将“格物”与“即物以穷理”等同起来，说“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溪山之流，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所谓“质测”即对具体事物的实际观测，这是一种实证科学的方法。戴震更强调理在事物之中，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而“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颜元认为：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似皆未稳，...... 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格物谓犯手实做其事”。格物就是亲自动手做各种各样的事。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格物、习行、实践。曰：“《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何等大，何等繁，而总归下手处，乃曰在格物，于格其物而后知至”。他又认为，知识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要到实践中去证验，只有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知识，确定可以达到致用目的的知识，才是真知识。说“学问有诸己与否，须临事方信”。颜元还认为，习行不但要求踏踏实实地学习具体事物，而且要求反反复复地学，才能做到“与我为一”，才能达到“性与习成”。认识就是要求“只向习行上做工功”，精通具体的事物。颜元肯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突出强调精通一艺的人的崇高地位，这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是一个创见。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开始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所以，如果把“实践”看作格物的化，那么“认识”就可以看作为致知了。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其特色在于把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强调道德的政治性功能。因而道德修养的好坏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治乱兴衰。从这个基本思想来理解，格物致知的本义，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各种实践认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体会到各种客观准则（规律）的意义，这种认识体会越深刻，修身的态度就越端正，自觉性也就越高。
五
如果说“格物致知”着重于思想上对客观准则的认识体会，那么“诚意”就更进了一层，深入到了人们的意志和情感中来。道德意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知、情、意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如果仅有思想上的认识而没有意志和情感来推动，这种道德意识就会软弱无力，不能转化为行动。诚意就是不自己欺骗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纯洁专一。有了这种纯洁专一的意志，就能产生强烈真挚地的情感，完全发自内心，丝毫不出于勉强。
如何达到“至诚”，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至诚”呢？《中庸》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尊德性”，即明白自己的本性。一条是“道问学”，即从事学习、接受教育。《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就是由天生的“诚”出发，达到对一切事物的了解，这就叫“性”；“自明诚”则是通过学习，把“诚”体现出来，这就叫“教”。前者即“尊德性”，后者为“道问学”。
“尊德性”要达到“至诚”的最根本的修身方法应该是“慎独”，也就是内心反省。《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益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也”。意思是说，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就是不要欺骗自己，就像厌恶臭味、喜欢美色一样，所以，君子即便是独自一人时，也务必谨慎地进行内心反省。小人在别人看不见时做不好的事，看见了君子就躲躲闪闪，把不好的德行掩盖起来，以证明自己有好的德行。人们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一但把他们的本质看透，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讲，人的内心必然要表现在行动上。所以君子一个人时也要慎独，求学问道，进行自我修养，做到使自己意念真诚。
“道问学”是达到“至诚”的另一条途径。“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自述的“道问学”宗旨。“道问学”分为五个步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是对《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具体发挥。“学”与“问”大体指获取知识的手段，“思”与“辩”则是内心的思维活动，“行”则是把知识用之于实际行动来进行具体实践。
“博学之”就是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一切真知虽然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实践而来的，然而人由于时间、精力所限，不可能事事直接实践，在自己是间接经验，在别人则仍然是直接经验。因此，间接经验对一个人来说是大量的，因此，读书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书籍是人类精神创造的载体，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她能突破时空的阻隔，使我们得以神交古人，并与域外人直接对话；她通过符号编码保存前代和异域的思维成果，又经由阅读者的解码破译，达到古与今、中与外的理解和交融，提供建构新文化的信息原件。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多闻”就是选择接受前人已有的知识属于间接认识；“多见”是积累经验，属于直接的感性认识。毛泽东主席曾引用韩愈“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裾衿”来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只要是人而不愿做牛马，就要学习。毛主席主席1949 冬与章士钊等人谈话时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审问之”就是学与问相结合，孔子主张学习上应该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东汉班固在评价西汉景帝之子刘德治学态度严谨时说：“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曾经对这句话作过注：实事求是，就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毛泽东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它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就把实事求是从一种治学态度扩大和上升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经常用实事求是教育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作行动的向导。1941年冬，他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建国后，他多次强调实事求是，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的历来的旗帜，是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精辟论述到“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学习的前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学习的态度。为防止固执已见和主观片面，学习中一方面要“毋意、毋必、毋固、毋吾”，另一方面要“多闻阙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入太庙，每事问”是孔子“审问之”的态度和做法。1949 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是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慎思之”、“明辩之”，就是思与辩的关系。孔子一次问子贡说：你们认为我是多学而识（博闻强记）的人吧？子贡回答：是这样，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对，我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即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已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理论思维的结果，高于多学而识，但“多学而识”还是基础。孔子说：“下学而上达，多学而识就是下学”；一以贯之就是“上达”。“下学而上达”也就是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一以贯之”有赖于“多学而识”，“多学而识”有待于“一以贯之”。“多学而识”是学，“一以贯之”属于思。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谓只学习不思考，则迷乱不明，只思考不学习则空泛不实。说明学与思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曰：吾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另一方面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孔子所说的“学”相当于感性认识的过程，他所说的“思”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决不能脱离感性认识的基础。并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三思而后行”已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指出：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笃行之”就是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子曰：“讷于言而敏于行”。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上矣”。其意是说学以致用积极进行实践，才能达到学习的旨意。学而不能，谓之病。士虽有学，而行为本。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亦是强调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主席讲，读书是学习，应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中庸》认为如果能够按照“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去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加倍努力，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任何人都能达到目的，这种认识环节的系统化和秩序的排列，仍有其现实意义。
六
“诚意”是儒家一贯重视的。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的自觉性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诚，也就谈不上道德。《大学》中“诚意”思想和《中庸》是相通的，只是二者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中庸》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着重于道德实践中的一般性的价值标准，把诚看作是贯通天人关系的桥梁。曰：“诚者，天之道也”。“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就是天道，它本身不是什么另外更高的东西产生的，而是“自成”的，它不但“自成”而且还产生万物、派生生物。在“诚者天之道也”之后，接着又说“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就是把“诚”体现出来，通过“诚”达到“天人一体”。人如果淋漓尽致地把“诚”体现出来，达到了“至诚”的境界，那么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参矣”。《大学》则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揭示诚的心理意义。曰：“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一：谓诚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这就是说，诚泛指人的道德品质。这种品质和人的情性联系在一起，“诚于忠，发形于外”，是不能掩饰的，用一些假相来掩饰自己，也可以从他的外部表现观察出真相来。
诚意是从人们的主观心理状态说的，要求人们在主观的心理状态上做到纯洁专一，强烈真挚。孔子注重内外兼顾，孟子重内轻外，荀子则重外轻内。如果说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是内外兼顾，仁礼并重，以“内圣外王”为宗旨的话，那么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儒学的“内圣”，重内轻外，专注心性，大大强化了儒学的“内圣”走向，从而从认识论方面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伦理色彩。荀子则主要继承、发展了儒学的“外王”，重外轻内、专注人事，注重的是推行王道于天下，成就裕民富国的事业，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重礼仪、重等级、讲名份、讲规矩的传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在强调道德的内在性与主观性时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禹者，寡矣。“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认为人要把内心固有的仁义礼智这“四端”挖掘出来，便“足以保四海”。由此设计的经世之路是由内到外，由己而天下。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则相反，而是强调道德的外在性与客观性，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于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况以“礼”学为出发点，以礼、乐为本，认为礼的起源不在人先天灵性，而发端于人的物质要求，即发端于人的欲望，以及对于欲望的制约。着意建立以礼为标志的外在的事功，着力点置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上，即所谓：“物畜而制止”、“制天命而用之”、“顺天道而任人事”。经世学说其中心内容就在于对“礼”的阐述，在“礼”的规范下，秩序井然，上下等级分明，而又充满外在事功成就的世界：“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服从”。这种“圣王之迹着矣”的理想境界。
《大学》则把这两种思想结合起来，所以在诚意之后，提出了一个正心的程序。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猎虿坏闷湔??兴?美衷虿坏闷湔??兴?腔荚虿坏闷湔?Ｐ牟辉谘桑?佣?患????晃牛?扯?恢?湮叮?宋叫奚碓谡?湫?/span>”。其意思是说修身的关键在于正心。人生活在社会之中，既享受着各种权利，又受着各种义务的约束，必须谨小慎微，随时随地克制自己，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客观的准则，如果片面强调“毋自欺”的诚意，会出现恣意妄为的偏向。“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之常情，却会蒙蔽人们的理智而不得其正，不符合客观准则的要求，所谓正心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偏向而提出来的。
《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项修养方法，是一个完整的表述，互相补充、互相制约，不可割裂。其修身“德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喜）不善于能改，是吾忧也”。是孔子告诫人们修身的四个要点。其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只要根据社会生活伦常关系的各种义务约束来进行修身，就可以把客观准则变为个人的内心自觉，达到修身的目的。然后再进一步向外扩展，就可以做到家齐、国治、天下平。“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具体化，并按照本末、终始、先后的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
七
儒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自汉武帝以后，儒学由私家书斋登上国家庙堂。国家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原来并不专属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一变而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又因统治者推行“以经取土”的选官制度，以势利诱之，“经术苟明，取金紫如拾芥”，“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经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儒学被视作“万世教本”和“资治之具”。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
儒学逐步成为国学，对历朝历代政治统治影响是深远的。自从汉代中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之后，历代比较开明的帝王，都把“为政以德”作为基本的治国原则。汉代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都是儒学政治的实践结果。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主张，把诸子百家思想统一到“孔子之术”，形成儒法合流的新封建思想体系，基本要点是“德主刑辅”，也就是“大其德而小其刑”、“多其德而少其刑”，以礼治教化为主，以刑事惩罚为辅，这就是对儒家孔子“宽猛相济”和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来源于先儒又高于先儒；它既有别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又有别于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是以礼为主，礼法并用。如果说，汉初的黄老之治是与民休养生息，实际是“外道内法”，那么到汉武帝就是“阳儒阴法”。唐太宗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从唐朝法律指导思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可以看出，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如同一天之中有早、有晚，一年之中有春秋四季，不可或缺。实施政治教化中，德礼和刑罚之间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即根本的、主导的与辅助的、派生的关系。从宋元到明清，社会保持了“一准于唐”的连续性，儒学的社会地位愈高，成为国学。
儒学对新中国同样也产生了影响。毛泽东主席1943年讲“孔孟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1944年毛泽东主席在陕北延安时，为因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一位普通战士所致的悼词中，将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与全部哲学，仅仅用五个字，这就是连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也能明白与理解的语言，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出来：为人民服务。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和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党的根本宗旨，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应该说是对儒学为政以德“仁政”思想的扬弃，其渊源可以说来自于儒学，又高于儒学，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人民服好务，就必须努力从不断修炼自己的品德做起，才能胜任自己肩负的重担，有所作为。
（学习整理者系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四级高级法官，河北省鹿泉市人民365bet现场走地盘_完美体育365官方网站_36500365体育在线投注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张庆生）
二0一三年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