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
一个人如果只去过北京上海,就断言中国发达,鼓吹“中国责任论”,肯定会招来质疑;同样,只沉迷于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或者只盯着拆迁纠纷、食品安全,也很难了解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这个中国,既有雄心勃勃的集体意志,也有日益多元的个体诉求,既有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也有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县治则国治”,在一个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90%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70%以上的国家,县级治理向来是中国政治的“稳定器”;而作为自近代以来的“巨大存在”,广袤的乡村更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的厚重基石。
因而,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就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施政为民的重心所在。现实正在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上访问题,还是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根源常常在基层;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四川白庙乡的“全裸账单”,改革创新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基层。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保持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这就是基层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直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历程和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单位制变化、户籍制松动的语境里,基层治理的结构该有何种变化?社会管理的新抓手是什么?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在取消农业税的“后税费”时期,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如何实现?在“流动大军”超过两亿的背景下,“空心村”里的留守人群的权益怎样维护?在利益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在哪儿?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萌发的时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
这些年来,不管是学者对基层政治生态异化的担心,还是有人对“故乡沦陷”的忧思,无不折射了转型期基层所蕴积的种种问题。也正是怀着对基层政权“悬浮”的警惕,着力于对基层治理支撑点的构建,近年来,中央大规模集中轮训县委书记、县级公安局长等基层干部,反复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并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把基层视为重点、难点和关键点。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大多成功的制度创新,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诸多发展成就的取得,也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发展意愿。一方面,“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并与社会各个群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落地,也需要与“基层意愿”和“基层探索”实现对接。在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下,只有打通“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才能让改革在基层试点上不断突破,在先易后难中稳步推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关注基层治理时,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转,是因为基层片面逐利、违规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看的指责干的”,理解一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把握基层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权力有限而责任很大,工作对象有限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无限,工作时间有限而目标任务繁多。“土地财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上访堵截,又是源于怎样的考核压力?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否有升迁的“天花板”困局?只有类似问题得以正视解决,才能进一步解决基层发展的制度瓶颈,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进而优化基层的权力生态, 夯实基层的治理基础。
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是人;一个国家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