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听证会与公众利益脱了节，怎能激起参与的兴趣？

　　报名抽签40多次，参与听证23次，涉及旅游、教育、交通等20多个单位和部门……近日，成都一位被称为“听证专业户”的退休老太，引来广泛关注。

　　诚如报道所言，“听证专业户”出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报名参加者太少。占道停车收费听证，11个名额，7人报名；高污染汽车限行听证，需4个代表，5人报名……如果总是这样的比例，不仅会让如胡老太这样的热心“粉丝”成为听证会常客，更可能给一些人“作弊”洞开方便之门。

　　即便“听证专业户”的产生符合程序，听证会组织者也需反思：一个人是否在各种问题上都足以成为民意代表？价值取向单一的几张熟脸能否起到价格博弈的作用？“报名就能参加”的听证会该如何扩大参与面？

　　可惜的是，“听证专业户”被曝光至今，也未见相关部门有积极回应。

　　听证会是论证价格调整必要性、可行性的重要环节，也是消费者和经营者进行利益博弈的关键环节。不管是水价、停车费，还是手机通讯费、暖气费，价格听证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在一个“利益敏感”的时代，公众绝不会对自身的权利漠然置之。听证会理应能获得广泛关注，吸引大量参与。

　　信息不对称，专业术语制造门槛，行业成本云山雾罩；程序有瑕疵，几分钟发言难以充分表达，消费者否决权未能得到尊重……这样的听证会，无法成为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平台，必然会开成“听涨会”甚至“涨价发布会”。公众缺少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听证会也就与公众利益脱节，怎能激起参与的兴趣？

　　近年来，从“逢听必涨”引来关注，到听证后降价反而成为一时焦点；从北京水价听证会代表近九成赞成涨价，到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身份造假疑云，无不折射听证会制度效用的减弱。不能达到“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的初衷，必然会折损制度公信力。没有了“群众基础”，听证会难免由利益博弈的广场变成走走形式的秀场。

　　要杜绝“听证专业户”的产生，从根本上说需要重建公众对听证会的信任，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当然，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的力量，由独立、权威、有公信力的机构对听证会全程进行监督，避免价格主管部门与垄断经营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可以要求听证前由审计部门对相关产品的成本进行全面审计，确保听证资料的公正性和透明度；可以加强消费者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建设，让听证会参与者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也增加了消费者的议价权。甚至，可以考虑把听证会开到网上，通过网络公布相关资料、进行广泛讨论，降低参与的时间和精力成本……

　　听证会不仅仅是利益博弈，更是一种公民参与。如果因为种种利益纠葛而折损了这一形式的公信力，丢失的将不仅是维护公众利益的重要方法，更是公民参与的积极性——而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