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换届即将开始，山西260名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电话被集体公开。但是经记者拨打，260个号码竟然有145个无法接通。2011年3月28日央视《新闻1 1》播出《沉重的“电话”！》，以下是节目实录：
解说：
党委换届即将开始，山西260名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电话被集体公开。
王民(阳泉市纪委书记)：
一共接了100多个。
王琦(晋中市纪委书记)：
平常每天应该就是20个左右。
宋师璇(阳泉市组织部长)：
一天二三十个。
解说：
电话公开，记者拨打，260个号码竟然有145个无法接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务员：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朱先奇：
公布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好是双休日，所以有一些手机没有开通。
解说：
上级要求，话要接通、事要落实，接受监督。下级反映，推销广告、夜间骚扰徒增烦恼。
宋师璇：
绝大多数是推销产品、推销书籍、报刊。
王琦：
打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之后发过来短信：试试你这个电话通不通。
卫洪平(大同市纪委书记)：
天天打电话，有时候半夜也有。
解说：
官员电话公开能否严肃换届纪律？《新闻1 1》今日关注——沉重的“电话”。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 1》。
我们每个人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手机号码，如果你所供职的单位要求你因为工作原因把这个号码向社会公布，并且24小时必须随时接听，你乐不乐意？而如果这个被要求公开电话的人，是在干部换届背景之下的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你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是拍手称快还是仅仅淡然一笑？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
今天下午，记者拨打了山西省委公布的一些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号码。
记者：
请问是卫洪平书记吗？
接电话者1：
不是，他正休息着呢，我是在他休息的时候给拿一会儿。
话务员：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李部长的秘书：
我是李部长的秘书，我们正在下乡，李部长现在正在谈话。
接电话者2：
刚开始两天的时候(接电话)有50多个，最近少一点，一共100多个。
解说：
今天下午记者拨打了53个电话，23个接通，5个由他人代接，一人占线，剩下的24个无法接通。和之前一些媒体报道的一半以上打不通相比，今天的情况稍好一些。
就在一周前，3月19日《山西日报》以整版篇幅公布了山西省260名市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因为各地党委换届工作即将开始，正是用人不当之风的易发期。为确保廉洁，山西省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省纪委、省组织部提交的《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公布纪委和组织部门一把手的电话。随后一些媒体就做了调查，他们发现，260个手机号码竟然有一半以上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甚至是空号、错号。针对质疑，3月23日，山西省委组织部、纪委举行了媒体通气会。
朱先奇(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因为公布这个信息的时候正好是双休日，所以有一些手机没有开通。再一个呢，无人接听的，我们已再一次核实，发现有两个号是错号，我们已经在三晋红e网上进行了更正，目前这260名同志的手机电话应该说都正常开通。
解说：
今天，从记者拨打情况来看，电话畅通仍然不是那么容易，一些官员也表达了自己的苦衷。今天，太原市小店区组织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接了好几个电话。
陈其武(太原市小店区组织部长)：
一大部分都是出版社、开发商，一小部分是民生方面多一点，有个别是有换届内容的。关键是到了晚上，晚上10点多来电话，也搞不清，就接上了，接上了有时候和换届没有关系，就很不情愿接这种电话。
解说：
遭遇推销广告、夜间骚扰电话，如果属实，这的确让干部们头疼。因为有些官员被公布的电话就是他们的日常电话，这样，业余时间也会遇到很多麻烦，而接完电话到处理，也还需要时间。
记者：
那像一般真正反映情况的，您会怎么处理呢？
王琦(晋中市纪委书记)：
那我就转到信访室这儿，让他把具体的材料寄过来，然后按照正常的渠道处理就行了。
解说：
进入换届阶段，要求电话都开机，保证24小时畅通。这是一位纪委书记收到的上级的要求。而针对公布电话暴露的问题，山西省纪委也已开始制定措施，来确保话要接通，事要落实。比如建立健全热线电话、来信来访和网络举报三位一体举报平台，明确换届监督承办人，每月抽查一次热线电话接听情况。此外，再公布一部固定电话作为补充，换届期间全天候接听。
而围绕山西的手机问政，各种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公布电话是否流于形式？是否会侵犯官员的私人空间？监督的成效又体现在哪里？公布电话似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市民1：
增加了透明度，公开一些。
市民2：
比如有人知道你的电话之后，就乱七八糟随便给你发短信、打电话，这肯定不好。
主持人：
260个电话被公布的新闻远远不如后面这一条，就是260个当中，145个无人接听，好在真是有记者不厌其烦，逐一地打过去。如果不是有记者这样做的话，恐怕这无人接听就变成了无人问津。岩松怎么看这所谓全国首例公开领导干部手机？
白岩松(评论员)：
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把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官员个人电话号码信息公开就给划上了等号，政府信息公开变成了简称了。不对，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公布个人电话号码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非常同情这260位官员。
最开始的时候，这条新闻一曝出来的时候，260里头有145个电话打不通，相信当时还会有很多人一瞬间，这145个官员怎么要求打电话让老百姓有畅通渠道等等。其实换个角度想，谁给了更高层这样的一个权力可以公布260个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的电话号码呢？
主持人：
他们是公务人员啊，公务人员的私人号码也是属于私人信息吗？不能公开吗？
白岩松：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这个我还真问了，在世界各地还真找不到把官员的个人电话号码给公布了，然后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或者党委信息公开一部分的举措，看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发明。但是我们接着要思考的是发明的对不对，首先我们必须要谈到个人是要有隐私的。这个电话是不是公布的个人电话？如果公布的是个人电话的话，个人隐私要保护，他有没有休息的时间？他是人哪，对吧？接下来的时候，这话费怎么算啊，哪个是公家的？哪个是私人的？还是以后私人电话都是公家给买单？等等，那您可以跟我说，不是私人电话，是专门为他配一部电话。我算了一笔账，如果260个人，不是私人电话，专门配一部电话的话，把一年的电话费再加上电话算起来，咱们就算3000块钱，小100万去了，这100万该谁出呢？
主持人：
我们目前把这个问题放在这儿，在干部换届选举的背景下，这样做有没有可能起到所谓初衷的这样的目的？
白岩松：
我觉得还是善良一点，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因为怕在换届的时候有人有举报的但是没有门路等等。
首先就怀疑了，原来不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就会没有渠道，就没有正规渠道，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只有公布了一把手的电话号码才会，那我觉得这个工作要反思。
第二个可能是有好的想法，是希望将来有这样的一个渠道等等，但是也要找好的一条路径。我举一个例子，在这里我一下子看到了我特别担心的东西，在十七大报告里头明确表达了对一把手权力过大的担心。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需要有民主程序和正常的机制举报等等很多方面的时候，只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他在电话中是要决策还是不决策呢？最后不还是像那个人说的那样，我接到了这个情况的话，我还得让他寄材料到我们的信访办等等，用普通的人说话了，这不是多费一道程序吗？变得更加麻烦。
另外，恐怕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因素，骚扰的等等不厌其烦，我觉得这里头可说的空间太多了，但是与其说指责现在似乎有人在努力的让电话保持畅通，我说不，回到原点去。为什么要公布个人的电话？我们难道没有其它的道路吗？
主持人：
当私人电话因为职务的关系向社会公开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来听听一位过来人的说法。他是教育部的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他的电话当时就是公诸于众的，咱们听听他的感受。
(电话采访)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
我个人认为公布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电话号码，或者是他工作部门的电话号码，对于促进公开，对于加强和公众的联系是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当然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特别是公布有关人员的私用电话，这可能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我们有关部门人员的私人生活。这个可能是应该避免的。
我个人认为这里头监督官员可能有很多种形式，如果通过这种形式作为对官员的一种监督，倒是值得商榷。因为官员首先他是公民，我们应该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生活自由的这样一种前提下来进行监督。我个人更主张应该公布部门电话或部门值班人员的工作电话。
主持人：
显然旭明的观点跟刚才岩松是接近的。另外，这样的一个公开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日常我们的渠道应该是什么？在这种换届背景下才公开是一个现上轿现扎耳朵眼的效果。
白岩松：
对，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公布的是一个私人电话，到底这个权限是不是越界了？如果公布的是另给他配一部电话，我们先姑且不管近百万的费用或者说是几十万的费用，如果要公布的是一个公用的、移动的电话的话，为什么原来我们在各个机构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反映情况的、24小时有人值班的，并且可以汇总、登记在案的这样的一个举报或者说是可以反映社情民意的通道呢？应该把重点放在公共电话的设立上。
很多年前，当2003年之后，中国开始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时候，我一直也会参与其中，当时也跟国新办的主任赵启正沟通过，我说可千万不要再犯这种错误，去公布一个个人的电话就以为是政府信息公开了。不对，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这个话听着像骂人，不是。我跟王旭明也沟通过，他肯定也会同意我的看法。政府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个人，其实是一个个人以及背后的团队。
比如说公安部的武和平，我举一个例子，他是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但他其实又是宣传局的局长，他会有一个热线的电话，是由工作人员汇总，需要他去解决的问题由他解决。比如说铁道部的王勇平，比如说原来在教育部的王旭明，我觉得一个合适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机构的标志，其实不用我觉得，我去香港看，去国外看等等，全是这样，只有到我们这儿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
公布私人电话未必有实效
主持人：
那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摩的话，是不是公开电话的部门觉得公布了他们私人电话才显出我们的诚意，如果是办公室电话可以在下班时间不接听，不如那样显得更实在。
白岩松：
好了，这就难怪有人会说这是一个作秀的举动，因为你仔细一想，未必能产生实际的效果，想要的实际效果是换届，换届的时候反映情况可以直接找到一把手，这里头隐藏着一种所谓一把手崇拜的这种因素。其实尤其在组织部长和纪委这个领域涉及到干部，涉及到监督等等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支笔变成一堆手，变成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会说它只是个表面文章，未必会有实际的效果呢？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最开始打过去的都是记者的电话，真抱歉，今天下午我们又给人添了乱，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给他添乱的目的是希望将来大家能改变这种不断地给他们添乱的这种行为。第二个是相当大比例是推销。为什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260个山西县、市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是登在了省报上的，就是党报上的。
主持人：
好大一个资源啊。
白岩松：
对，原来不知道这个县里的这个(电话)，别人一看，出版社一听，推销书去。那个一听，我推销合作。甚至有人说中央领导的孩子，等等全来了。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好奇，夜里睡不着，他睡不着，拨一个电话号码玩玩，拨通了，一听响了，挂了，那边再也睡不着了。
主持人：
另外一个角度说，相信肯定有人是需要有一个渠道去汇报一些事，反映一些事，为什么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打这个电话？
白岩松：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极小比例的是说举报等等的因素的时候，第一个比如说手机的时候，他会担心，我直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不会知道我是谁？第二个在他的电话里，会不会显示我的电话号码？我上哪儿去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是不是都到公用电话那儿？那我举报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呢，对吗？另外，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吗？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相当缺乏对举报人的更缜密的一种保护，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人给陷了，甚至把人害了，我们要保护举报人。在这样一种心理博弈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一个直接的具体的人和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未必有的时候有勇气拨通这个电话，也未必能用很简短的语言把它说清。
主持人：
所以一个好的规定出台，关键要看它是不是有操作性、有前瞻性、有人情味？稍后我们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和山西相比，云南省昆明市公布官员电话力度更大，范围更广。三年前的2008年2月16日，昆明市政府一下子占用了《昆明日报》的四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领导的859个办公联系电话及他们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举动在当时造成了“昆明纸贵”，因为当天的昆明日报被市民们抢购一空。
(电话采访)：
应永生(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这三年来我们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我们去年底统计了一下，30多万个电话，办结率来说是在90%以上，接听率基本上达到了100%，这是一个畅通的渠道。
解说：
今天我们在昆明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上，依然能看到这份电话名单。今天下午，记者也按照名单随机拨打了几位领导办公室的电话。
记者：
是金志伟的办公室电话吗？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对，你说。
记者：
电话公开这么长时间每天能接到多少电话？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我看应该是有20、30个电话打进来。
记者：
这么多电话您亲自接还是……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没有，我们那个部长开会现在，我们刚好在这边(接听)。
解说：
虽然没有联系上主要领导，但他们的电话都有相关人员接听，这样的高接听率应该和昆明市政府的严格监督有关。按照规定，领导干部电话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必须有人接听，如果领导干部外出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接听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对于接听工作不利的情况，将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电话采访)
应永生：
如果不按规定办我们要严厉问责，去年年底统计了是，我们就对于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情况抽查了13次，通报批评了188人，领导干部问责了5人。
解说：
整整三年，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的工作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电话采访)
应永生：
有困难，现在有两个。第一就是有的人用这个电话来推销，联系业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群众他投诉以后，通过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不符。
解说：
三年接通近30万个群众电话，昆明的干部同样无法避免烦恼，但是，时间也在证明着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市民的肯定和领导干部的变化。
(电话采访)
应永生：
应该说它也是一种教育，使我们对老百姓应该是说贴得更近了，街头巷尾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到了我们领导干部这里。这样使我们为民办事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容易找到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行政方式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任新民(云南大学教授)：
电话公布出去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它表示我们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一沟通大家可能就是变成一种理解，变成一种友好，变成一种贴心。
主持人：
都是公布监督电话，一个刚刚开始，一个已经三年了，我们从细节上做一个对比，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岩松。
白岩松：
这里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山西这一次公布的是个人的电话，是一个移动的手机电话。而昆明公布的是一个办公电话，而且在昆明的这个办公电话里强调了一点，是本人不能接听的话，要安排专人接听。这就接近靠谱一点，而且它还有一个工作时间的界限，也就是八小时之外还是给人预留出来，其实它最初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越界的过程，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现在慢慢进入到一个规范。
我也注意到山西这一次其实面临了很多人，260个人145个没接等等，媒体开始说作秀什么的，也开始进行微调。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新闻就是它已经要求用一个固话去做一个很好的辅助。那其实如果真有一个很好的固话，不需要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手机。
另一方面它还要强调要继续抽查，也就是说对它已经发布的这个东西，还要进一步确立某种权威。我特别想说的是，260个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他们不会当着媒体的面说这个举措不好的，他们再烦也不会，为什么？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会决定他们将来的仕途生涯的省组织部和省纪委来制定的这个政策，因此他们都要说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不是在批评山西的做法，首先理解它的出发点和好意，否则它没必要这么大的折腾。但是也许这种做法的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觉得山西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当成一次，真的全新思考政府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跟老百姓沟通该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如果真的把这件事转变到对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改变的话，有可能山西在政府信息公开和党委的信息公开方面以及群众监督方面也许会走在全国的前面。
主持人：
如果像这样的操作性不是很强，预见性又不是很强的政策
白岩松：
尽早结束。因为为了一种尊严和面子去撑没有意义，不知道记者的电话还会打扰多久？不知道推销书以及要合作的电话还要打多久，真正的要反映问题的什么时候才能打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