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中国的问责之路：从“责令辞职”到问责制度化

    纵观中国的问责之路，十几年来也经历了多次大的发展，每一次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和完善的过程。

    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颁布，出现“责令辞职”一词。

    7年后，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除了“责令辞职”外，“引咎辞职”也开始被人熟知。

    2004年，中办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于引咎辞职的规定更为细化，共有9类情形适用。

    2008年，被称为“官员问责年”。这一年，重大安全事故在中国各地频发，山西襄汾溃坝、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

    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也明确了问责的程序。对官员问责开始制度化。

    近日，《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对外公布，首度将北京市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

    相比2009年7月出台的“全国版问责办法”，京版问责办法更加严格。与此同时，相继出台细则的广东、重庆等地也均将各地的党委领导列入了问责范围。中国问责制正全面步入提速轨道。

    问责主体提升是一大进步

    京版问责办法将问责的对象由政府领导扩大至党政领导干部，首次将北京市党委领导纳入问责范围，即党委和政府作为问责第一责任人。

    点评：问责的实施首先要解决问责的主体问题，过去没明确，现在北京将问责主体由专门机关和职能部门扩大到党委政府，问责主体提升就是一大进步。以前各地出台的问责制，主要是对行政官员进行问责，而同样作为决策者的党委领导干部却很少被问责。这对行政官员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党委领导的决策，往往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问责制度缺乏公平性，就无法让被问责的官员心服口服，也无法让群众满意。

    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

    京版问责办法规定，对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

    点评：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