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革，不会有中国辉煌的今天；唯有改革，才能开创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目标，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两会内外，代表、委员和专家们总结过去、思考未来，得出这样的鲜明结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入攻坚阶段的改革正担当着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入强大动力的历史重任。
新使命：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从“共识”到“落实”
从一股独大、生产多少就卖多少，到资金链断裂、忍辱负重，再到股权多元、新兴业务突飞猛进——最近三年的波澜起伏，给了全国人大代表、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切肤体验。
“不转型就没有出路，不改革就没法转型。风调雨顺、舒舒服服对长远发展不是好事，痛下决心以改革促转型，越早越主动，越走越宽广。”邱继宝深有感触。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飞跃集团缝纫机出口受沉重打击。他痛下决心改革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不但获得了资金，更打开了视野，大举进军再生资源等新领域。
股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民企十分关键，而通过改革建立健全更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对现阶段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是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从“九五”计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走了至少１５年。“转方式”日益成为共识，但“共识”到“落实”，仍存在落差。
“发展方式转变在许多方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经济社会固有矛盾仍在发展和积累，根本在于体制机制原因。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滞后，直接导致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直言。
“转方式不是第一次提出，政策着力如果仅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就很难实现目标。应把重点放到改革、放到调整体制机制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小济分析认为。
“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开篇，即精炼而突出地表明了改革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所在和紧迫性，特别是提出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规划有两大看点，一个是主线的规定，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个是动力的设置，就是全面推进改革。”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如此归纳。
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总体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一过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然而，改革进程不仅没有完结，而是进入更多触及深层矛盾的“深水区”。特别是人们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社会领域和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务日益凸显。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就当前转方式的种种困难进行了制度解析：
——为什么资源环境问题突出？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压低，助长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扩张。因此要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
——为什么消费启动不起来？收入分配关系没有理顺，加之公共服务薄弱，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被抑制。因此要推动收入分配和政府职能改革。
——为什么一些地方仍在追求ＧＤＰ和投资高增长？传统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产生GDP和投资“依赖症”，一些地方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助长此风。因此要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职能。
吴敬琏强调，如果改革没有推进，在旧体制下强推转型，就会出现问题。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
“大家都期待改革，可现在的改革统筹难度很大，如果不协调好，容易出现新问题。比如工资制度改革，义务教育阶段工资比照公务员，高中大学老师就觉得自己工资低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金高了，企业退休职工就有意见……”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程惠芳代表列举身边的例子，说明现阶段推进改革的难度，以及加强改革统筹协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在经过了３０多年的发展，由易向难、由外围向核心、由增量向存量一步步推进。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剩下的都是硬骨头。
复杂的利益，成为这一阶段改革面对的极大难题。长期处于改革一线的工作者这样总结：人们的利益意识明显增强，分享改革成果的愿望强烈；很多时候，存在改革推行者既是改革方案制定者，又是改革对象的现象，角色冲突可能导致任务落实难、易反弹。
代表委员们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当前要大力推动的改革，都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就是调整利益，现在篱笆越扎越紧，难度越来越大。”张小济委员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逆水行舟，现在觉得可改可不改的许多东西，十年之后也许就会成为影响发展的重要阻碍。
多元的需求，给进入新阶段的改革提出重大挑战。迟福林委员指出，在过去３０多年的改革历程中，社会领域的改革往往被看成是经济改革的配套措施。改革走到今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重大利益协调机制。
“无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不然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可大家还是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原因是经济发展了，社会和谐还不够；市场搞活了，政府转型还不够；生活改善了，公共服务还不够……”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点评，反映了很多人的心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何树山代表，感受到了当前社会管理改革担子很重。他所在的开发区本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功能区，但常住人口已有２０万，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社会管理亟待改革创新。开发区在社区内设立了义工、社工等站点，专门成立了由工会人员和法律专家组成小组解决劳资纠纷，另外设立了信访接待窗口。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当前的居民需求已经从追求温饱和一般的生活改善，转向对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更高标准需求的消费升级阶段。
“面对社会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各界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愿望，必须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认为。
“改革需要大智慧大勇气，经济、社会、行政管理等领域改革要齐头并进、形成合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破除，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叶青代表对未来的改革充满期待。
“改革攻坚”——这是“十二五”规划改革专篇标题的关键词，相比“十一五”规划“深化体制改革”的表述，分量大不一样。
“从现在开始，我们向着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方向前进，必须闯出一条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新路。中央提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有着深刻的内涵。”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如此解读。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以下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此外，还在其他篇章，部署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等重大改革举措。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十二五’最难的攻坚战，涉及企业、政府、劳动者三方关系，改革重点在规划纲要中已经非常明确。”辜胜阻代表指出。
在国家与个人的分配关系上，提出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在企业与个人分配关系上，提出平等协商形成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在居民内部收入关系上，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取向。
“以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中国将全面走上富民强国之路。”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把消费拉起来后，中国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再发展２０年没问题。
在决定发展方式的基础制度方面，“十二五”规划改革专篇开篇就提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国企改革、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等；接下来就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位列首位的是转变政府职能。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核心是进一步合理分配资源，进一步破除壁垒。”做过国企老总、民企老总又回归国企高层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剑星代表感触颇深。
“‘十二五’改革的成败，关键要看政府自身的改革。”迟福林委员强调。规划纲要中，国有资本有进有退、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未明文禁止的领域、形成公平竞争体制环境等要求的实现，关键看政府的决心。
未来的改革，“有形的手”要克服惯性和诱惑，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更要克服困难和矛盾，在“无形的手”无能为力的社会公平正义领域进一步大显身手。
“十二五”我们还面临一个事关转变发展方式和长远发展的全局性重大战略课题，那就是统筹城乡的综合配套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计划经济有两个支柱，国企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国企已经改了３０多年，今后要通过改革打破城乡二元机制，共享发展成果，提振内需调整结构。
城乡二元体制体现在很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此外，规划还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和人力资源市场。
“让２亿多农民工逐步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释放的巨大消费能量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大的驱动力，也会极大地缓解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迟福林委员说。
财税体制和资源价格改革，成为“十二五”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规划纲要提出“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这是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的重要变化。此外，提出继续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适当提高资源税税负。
艾洪德代表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对上项目、卖地的热衷。而资源价格和税收的适当提高，可有效控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势头，是转变方式最有力的“经济武器”。
“‘十二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５年。上一个３０年，中国靠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下一个３０年，中国要靠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步入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迟福林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