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节日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就在同一天，湖北省武汉市也公布了坚决制止违规收送礼金、购物卡等六项纪律，明确公职人员收送礼金、购物卡，一律就地免职，江城“节日防腐”升级。

 　　每逢重大节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都会下发类似的通知，要求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节日期间严把廉洁关，这已经是延续多年的惯例。但是，节日反腐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人们热切期盼对节日腐败严肃处理，希望相关部门不仅发“通知”，还要动真格。

 　　节日“情结”

 　　每逢佳节好收“礼”

 　　1月12日，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察局就对该市医疗保险结算管理中心主任王福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与行使职权有关系单位2万多元购物卡的问题，责成其主管部门免去其职务。王福华事件的处理，其速度之快出乎人们意料：1月5日接到群众举报，7日后即公开宣布处理结果。

 　　在元旦刚过、春节将至的关键节点，迅疾而翔实地公布对此一事件的处理结果，南京市纪检部门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对节日腐败严惩不贷，其震撼力、威慑力不言自明。

 　　但是，整体而言，节日反腐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想给领导送礼拉关系、办事情，平常太突兀，领导不一定收。逢年过节送礼，领导的顾虑就会少些，愿意把它当成人情往来，于是节日就成了行贿受贿的最好时机。”长期在四川省成都市纪检部门工作的李良安向记者分析道。

 　　年节，不仅被别有用心者视作送礼的“最佳机遇”，也被一些领导干部看成是收礼的“大好时机”。从近年来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情况看，不少贪官都有利用节日收礼受贿的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贪官逐步走上犯罪道路，最初就是从节日收“礼”开始的。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位检察官表示，他们查办的40余名贪官，无一例外都在节日期间“伸过手”，甚至有些还是在过节时第一次跟行贿人建立“关系”的。辽宁贪官慕绥新忏悔说：“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每逢年节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北京市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聂玉河受审时承认，他自己受贿多数都是过年过节时行贿人以“表示谢意”、“联络感情”或“拜年”的名义送的。

 　　2010年，江西省国土资源系统有包括省国土资源厅3名副厅长、南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周宏伟、南昌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何学锋等在内的13名土地官员被查处。查办周宏伟案件的抚州市人民检察院透露，周宏伟收受贿赂大多在节假日前后，一些地产商老板打着春节拜年的名义，排着队给周宏伟送礼。办案人员搜查其办公室发现，堆放的名贵礼品琳琅满目，仅用于装钱的信封就有40多个，共计300多万元。周宏伟交代，“送礼的人太多，有的放下就走了，连人都不认识，根本记不清哪笔钱是谁送的。”

 　　“这股风气影响极坏，必须刹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红太说，腐败渗透进日常生活，有些人不把节日收“礼”当成是腐败，这才是最可怕的。

　　自欺欺人

 　　“礼尚往来”是“人情”

 　　毫无疑问，无论何种形式的腐败，都应当严厉打击。然而，节日腐败正因其特殊性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普通群众对此也非常关心。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案发后曾极力为自己辩解：“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是受贿呢？”慕绥新也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作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类似这样的“礼尚往来”论、“人情交往”论颇有市场，给节日腐败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权钱交易的本质被盖在下面。

 　　对于别有用心者来说，平时给领导送钱送物有贿赂之嫌，挑选重大节日登门拜访，将行贿说成是“拜年”，将贿赂说成是正常的人情往来，送的借口有了，“礼”就容易送了。在这一片“深情”下，固然有的领导干部是由好变坏、逐步蜕变的，但也不能排除有些领导干部恰是借机去掉羞答答的“面子”，转而大肆贪污受贿的。

 　　陈红太说，不论王怀忠、慕绥新之流如何辩解，其实，贪官的内心很清楚，知道节日收“礼”是腐败，假期捞钱同样与平时无异，都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节日、人情、礼尚往来等等冠冕堂皇的说辞，其实只是贪官自欺欺人的借口，是他们未被查处时说服自己收“礼”和被查处后企图博取人们同情、减轻处罚的说辞罢了。

 　　节日与“人情”紧密相联的特性，给了行贿者和受贿者便利。与此同时，节日腐败还有一些特性需格外关注。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认为，节日腐败具有范围广的特点，比如政治领域跑官要官的，经济领域违规要项目要资金的，生活领域赌博娱乐的等等。“范围广还体现在，既有高级领导干部节日收受巨额贿赂栽跟头的，也有普通干部送、收看似不值钱的小‘礼’而被腐蚀了内心的。”他说。

 　　陈红太提醒说，着眼于长期“感情”投资的节日腐败也需要警惕。他说，有些行贿者在送“礼”的时候不提什么要求，而是把同贿赂对象的交往看作是一项长期投资，逢年过节就去走动，保持紧密联系，期待长远“收益”。

　　节日反腐

　　预防有必要，惩处需加强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对王福华的处理受到了舆论的广泛肯定，武汉市“收卡者一律就地免职”的禁令同样赢得喝彩。山西省屯留县委组织部长金所军认为，这说明了人们对“严肃处理”的热切期待，希望相关部门不仅发“通知”，还要动真格。

 　　在金所军看来，通知的积极作用不能被否定。他说，反腐倡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警钟长鸣。逢到节日这种反腐败的关键节点，更要敲响警钟。“你不能指望发一个通知就能杜绝节日腐败，就没有人收红包了，这不现实。”金所军说，治理节日腐败还是要靠体系的力量，预防、监督与惩处缺一不可，都要发力。

 　　“着眼于预防的‘通知’延续了多年，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低估了其积极意义。”陈红太认为，“预防腐败的举措，因为难以量化，不像查处了多少干部那样显而易见，所以预防腐败的价值容易被低估，甚至持预防腐败‘无用论’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样的看法不客观。”

 　　2010年，江苏徐州赶在国庆、中秋双节之前，推出“廉政专柜”的措施，公职人员在收受购物卡（券）后，可上交到廉政专柜，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但主动上交到廉政专柜的，不是违纪。此举一出，褒贬不一。与此相似，一些针对节日腐败采取的预防举措，比如节前给领导干部的家属讲授“廉政课”、发廉政短信、送廉政台历等，叫好者有之，反之更众。陈红太说，自己更愿意用积极的态度来看这些举措。他说：“不可否认，有些官员确实是被贪财的家人带坏的，能让家人在官员想贪时告诫他有什么不好呢？花费力气去保护、提醒干部，让他不犯错误，比事后查处一个干部要难得多，收益也大得多。”

 　　在对预防腐败的举措予以积极评价之外，陈红太同样希望，加大监督和惩处的力度。“党内外监督、上下级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人大监督等监督机制，要进行梳理，软弱的要加强，无效的要让它有效，这样才能让官员想收礼也不敢，进而从根本上治理节日腐败。”他说。

 　　今年1月上旬，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被“双规”的消息不胫而走，他已是该省交通厅第四个落马厅长。10年前，董永安的前辈、原交通厅厅长张昆桐因受贿等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资料显示，张昆桐的贪腐就是从春节收“红包”开始的：1992年春节，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的张昆桐收受了某县自来水公司经理送的3000元“红包”，从此越收越胆大，直至步入深渊。

 　　张荣臣表示，在预防、监督与惩处三点支起的反腐倡廉体系中，监督要落实，惩处要加力。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公职人员节日“伸手”就被捉，哪怕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意思”，就像南京市的王福华一样，而不是无数次“伸手”后还没被捉，最后直到步入深渊才被查处。“节日期间，要求严查的通知不少了，但是被严查的干部，给人的感觉太少了。”张荣臣说。

    然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年关亦“廉关”。诸多案例表明，节日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高发时段。很多官员正是倒在节日腐败的温床上，慢性“中毒”，直至毒性大发、身败名裂。

 　　节日里那些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恰是裹着礼仪“糖衣”的权钱交易。而大街上明晃晃挂着的“礼品回收”招牌，则令社会尴尬，令民众蒙羞。

 　　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反腐倡廉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沿着节日礼品回收的市场路径，深入第一线，走访当事人，剖析“礼”给国人带来的困惑、伤痛与无奈，从中审视节日防腐的重点难点。祝愿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干干净净过节，轻轻松松度假。

 　　元旦刚过，春节将至。走在北京的街巷里，细心的民众都会留意到，一些店铺悄然挂上了“礼品回收”的牌子：高价回收名烟、名酒、冬虫夏草……

 　　尽管不少人可能连礼品回收的店面都没进去过，但在路上几乎每走几步就能看到的招牌，说明“礼品回收”有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烧得正旺。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回收产业”？这些礼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暗中探访了数家“礼品回收”店。

 　　逢年过节“回收”火

 　　严格管理

 　　堵住礼品“变现”通道

 　　走进崇文门附近一家店面颇大的“礼品回收”店，这里实际上是一家珠宝首饰店，装潢考究，里面站着三四位店员。“你这里收酒么？”记者拿出一瓶酒，佯装要卖礼品的样子，立刻有店员迎上来。

    “当然收，茅台、五粮液、剑南春、人头马、皇家礼炮……我们都收。”接待的店员报出一串酒名，还不失时机地问道，“你家还有什么？黄金、钻石、万宝龙等名笔和名牌包，我们都收。”

 　　“普通的‘飞天’茅台什么价格收？黄金呢？”记者好奇地问。

 　　“茅台950一瓶，足金的话296元一克。”可能误以为记者是“大户”，店员赶紧把记者请到柜台边的沙发上，紧追着说，“量大的话价格还能谈谈，您家里还有冬虫夏草、燕窝、名笔、首饰么？”

 　　“元旦以后酒的价格略微跌了点。”这位李姓店员谈起最近“礼品回收”的情况，很“在行”地分析说，“一来节日期间市场上的货源比较充足，二来最近国家调控烟酒价格也有影响。”在他看来，逢年过节是“礼品回收”最好做的时候，“现在还不是高峰，春节过后就更好做了。”

 　　连续走访了几家店后，记者发现店家们都十分默契，无论是烟酒、保健品，还是黄金首饰，回收的价格都相差无几。

 　　这些“礼品回收”店，不仅回收，同时也出售这些商品。

 　　“我想要冬虫夏草，你们有吗？”记者在一家并不经营保健品，而是做烟酒销售和“礼品回收”的店内问道，“50盒这么大的量你们可以提供么？”

 　　店主哑然失笑，“50盒不叫量大，我这里都是同仁堂的，价格是外面销售价格的3至5折，看你要什么档次的。您是要送人么，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礼品。”

 　　“现在路边的小店都是小打小闹收些烟酒，自收自卖，价格也比较随意，稍大的店面主营范围也有不同，有以烟酒为主的，有专收礼品卡的，还有收黄金首饰、奢侈品的。”一位业者说，多年的发展使得业内已经开始有层次和分工，“现在不是节日的生意也不错，基本上以‘送礼’为风向标，什么礼品流行，做回收的就多。”

 　　商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礼品回收市场，给礼品变现金找到了出路，也为下一位送礼者找到了省钱的门路。这个市场巧妙地连接起供需双方，“服务”了供需双方，却给反腐败帮了倒忙。早在几年前，各地工商部门就曾经陆续展开行动，严查“礼品回收”店，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有市民认为，这种行业有如“洗黑钱”一般，必须通过法律进行严格管理。不管怎样，可以说，“礼品回收”几个字，是令人难堪、令社会蒙羞的腐败“标识”。堵住礼品“变现”通道，虽无法治本，但至少可以治一治这股嚣张的风气。

　　隐蔽交易走向网络

 　　盯住“擦边球”

 　　莫让网络成为遁形处

 　　除了在路边随处可见的“礼品回收”，如今在网络上也随处可见“礼品回收”的网站、广告、邮件。在国内某搜索网站输入“礼品回收”，前几十条搜索结果全是相关业者的广告信息。

 　　“帮助您减少吸烟喝酒的危害，减少保健品堆积造成的遗憾！”一个网站打出这样的广告语来描述“礼品回收”的好处，紧随其后的“承诺”是，“上门回收，保证安全”。

 　　“黄金你们也能上门回收，怎么鉴定呢？”记者拨通了一个“回收”网站上的电话，“你们不会要看购物发票，或者要确认我东西的来源吧？”

 　　“我们会带简易的设备上门，或者地点随您定。放心，您只要告诉我您有什么，我们鉴定是真的就行，其他的都不用。”这位张姓业者说，他们已经从事“礼品回收”多年，绝对可靠，不会泄露信息，“做这个行业最大的规则，就是不问身份、不问来历。”

 　　除了将这些礼品再卖给送礼者，有店家也表示，一部分烟酒会流向酒店、婚庆公司，黄金首饰大多流回珠宝店、奢侈品店。

 　　“卖家的身份我们不会问也不敢问，普通老百姓哪儿有礼品可卖？平时一些亲朋好友送的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啊，量少我们也没空收啊。”崇文门附近那家珠宝店的店员说。

 　　也有店家表示，正因为实体店太“惹眼”，所以在各种压力之下，开始向网络发展。“2008年以来，国家反腐力度越来越大，我们网站的留言功能都被关闭了。”

 　　“如果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可能这些网站都得关闭。”服务器提供商廖兴诚说，“许多网站帮礼品回收做广告也是在打擦边球。如果要从网络着手管理，就需要在经营者备案时严格审核，并长期追踪他们是否按照备案项目架设的网站。”

 　　不过廖兴诚也认为，仅仅从网站、网络广告等方面治理并不能“治本”，“到时候他们可能转入更隐蔽的形式，比如利用购物网站开店，或者在论坛发布信息。”

 　　“守承诺”“重诚信”的“礼品回收”，如此这般保护着收礼人的隐私，当然最终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如果网络从业者也加入这样的利益链条，甚至充当“帮凶”，那么反腐将面临更大的难度。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期待职能部门更加严格地管理，紧紧盯住各种“擦边球”，不让网络成为“礼品回收”实体店的“退路”。

　　“礼”文化情何以堪

 　　釜底抽薪

 　　重塑我们的“礼”文化

 　　有店家认为，中国本来就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是正常现象，“社会有这种情感需求，礼品回收还能帮助减少浪费，何乐而不为？”

 　　“通常礼尚往来都比较轻，不会那么重。”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现在礼品开始向高档奢侈品方向发展，追求与众不同、印象深刻，而且供给需求强劲，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礼’了。”他认为，是不正之风推动了礼品回收市场的繁荣。管中窥豹，“礼品回收”看似小打小闹，但反映出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的严峻。

 　　任建明以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受贿案为例说，当时个体承包商兰义，就是把毕玉玺搬家剩下的礼品“买”去，送上10万元人民币，然后再以“买”他家烟酒的形式，送上20万元人民币。“这种形式的礼品回收，价格甚至比市场销售价还高。”

 　　据了解，个体回收烟酒，被国家明令禁止。《烟草专卖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的企业或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理。”也就是说，除了当地烟草批发企业，其他进货渠道都是非法的。但针对广义的“礼品回收”行为而言，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此进行界定，几乎所有业者都是在“灰色地带”进行超范围经营。

 　　在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于公务、商务的礼品往来都有严格的管理，基本做到“送礼不失礼，有礼也有节”。那么在我国，能否通过对这个行业的管治来遏制腐败之风呢？

 　　“管治‘礼品回收’只是治标，如果说公民之间自愿的物品交易，政府怎么能去干预呢？只能说‘礼品回收’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交易的成本更低、量更大，但问题的根儿不在这里。”任建明说，“礼”文化被不正之风腐蚀才会变得如此不堪，只有从制度着手，对文化进行重塑，才能釜底抽薪。

 　　“反腐败的力度现在不可谓不大，纪检监察等部门的努力大家也有目共睹，但更强有力的反腐措施，还需要不断探索，廉政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任建明说。

 　　“没人送礼，没人收礼，我们还做什么生意？”张姓业者的这句“大实话”，让人印象深刻。但愿反腐败斗争能不断取得新成效，釜底抽薪，灭掉冬天里的这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