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物价问题持续升温。

 　　国务院11月20日出台了16条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具体措施。继22日，23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连发三文之后，发改委于24日再度发布文章表示要依法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力度。

 　　人民日报评论员三论物价调控、新华社连发评论文章探析物价上涨，国内各路媒体更是连篇累牍报道、分析当前物价问题。发改委在发布的文章中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一些游资和不法经营者采取欺诈、串通、哄抬、囤积等不正当手段操纵相关商品价格，是一些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直接推手。各地方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调控过快上涨的物价是必要的举措，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涨价背后的一些深层次原因。

 　　“高成本时代”到来，中国准备好了吗？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是2008年新增贷款的两倍多。大量的新增贷款与货币乘数作用结合，导致货币供给量加快扩张，进而导致房地产、股市、实体经济投资等多方面需求的扩张，进而引起相应方面的价格上涨。

 　　另外一个重要趋势是，中国正在进入“高成本时代”。

 　　劳动力价格方面，截至今年9月，全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当时尚未调整的广西、贵州、甘肃、重庆四省区市也将在今年年底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波“涨薪潮”被认为是劳动力领域价值理性回归的一步，也同样是未来中国逐步解决劳动力工资标准长期低位徘徊问题的重要举措。

 　　“农产品价格上涨，有游资投机炒作的成分，但成本上升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分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农资成本不断上涨，同时城镇对农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使得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长期趋势。

 　　针对当前的物价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表示，劳动力“比价关系”是撬动高价的第一支杠杆。

 　　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规划的建议》(下简称“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对资源性产品更加科学合理的利用以及价格的合理提升已经成为共识。

 　　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韩晓平表示，(今年以来的)油价上涨，柴油价格上涨以后，整个煤炭运输的价格也在急剧地上涨，煤炭价格的上涨又推升了电力、热力等等价格的上涨，形成一种连锁的相关的影响，这肯定会反映到所有农产品，这样的一个上涨进一步波及到食品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断提升，以往低成本时代拼资源、拼能源、拼土地、拼劳动力等等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渐走到了尽头。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转变发展方式不只是自主意愿的问题，更加是现实状况的倒逼。面对资源性产品、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必然趋势，“高成本时代”正在一步步走近我们，我们要问的是：

　　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理性看待“高成本时代”

 　　今年10月30日，第四届中国CEO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出席论坛并演讲。他表示，我国进入了高成本时代，现在正处于拐点时期。

 　　他认为，人民币在升值，环境成本、土地资本、资本成本都在上升，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辜胜阻表示，农村劳动力正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通过他对十几个省市，两百多家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5%-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撰文表示，我国经济当前正处在某种失衡状态，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再平衡”的重要一步。

 　　他认为，我们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以来，一直采取了一种依靠投资支持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所占份额不断提高。因此，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出现了一个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

 　　他还指出，我们要怎么才能扭转这种失衡状况呢？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或者说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提高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而来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当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内部失衡的状况。

 　　针对这次涨价，也有专家表示部分物价的上涨是理性的回归。如我国的粮食价格长期低于国际粮价。由于粮价长期偏低，近年来化肥、人工等成本不断上涨，加上粮食生产易受气候、水利、虫害等因素影响，导致种粮长期平均收益偏低，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对于今年以来中药材的疯涨，广州市物价局价格监测中心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中药材的价格回归价值。我国农产品长期存在剪刀差，中药材作为一种农产品，多年来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导致农民的种植积极性日渐消退，造成中药材种植面积锐减。当前中药材的价格上升可以看作是一种价格向实际价值的回归。”以太子参为例，它是两年生药材，多年来一直处于较低价位，2009年底的价格仅为30元/公斤，长期低价大大损伤了种植户的热情，种植量大幅下降。而今年年初以来的干旱、洪水等气候反常，更加剧了产量的降低，据估计，今年太子参的产量比去年降低了30%-40%，这无疑给游资炒作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因此，政府近年来主动通过提高最低收购价格，适当弥补了农民务农收入增长偏低部分，稳定农民务农积极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带来农产品价格的持续温和上涨。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成本因素推动的食品价格上涨，在各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有较为明显的反映。一方面这种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很大，另一方面这种价格上涨是必须的，而且会长期持续，反映了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调整。

　　我们在今天，不能沿用以往“低收入低通胀”时期的固有思维，而是应该理性看待形势的变化。在“高成本时代”如何兼顾各行业间的平衡，如何在高成本之下实现国民的“高收入”才是治本良方。

　　“高成本”并不等于高物价

 　　日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的一席话，引发了网络上的一波激烈质疑，他在发言中表示：

 　　“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认为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强国高物价”的言论被切身体会“高物价”压力的网友纷纷痛批，舆论产生的余波至今尚未停息。

 　　“高成本时代”是不是就等于高物价？这是人们都禁不住要问的问题。

 　　今年6月24日，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指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中国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酸雨面积都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展方式粗放，根本问题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高成本时代”下破解高物价隐患的重要一点，便是提高生产率。通过科技上的自主创新，发展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产方式，在高科技含量与技术含量的支撑下消化掉“高成本时代”所带来高物价压力。

 　　同时作为“高成本时代”的重要内容，更高的人力资源成本应该更加合理地转化为劳动者的高收入，这也对未来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应对转型期带来的物价压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自己的博文中表示，低成本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起步时期的必经过程，而高成本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地位和人的本身价值、生活质量的提升，是理性经济时代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进入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合理、更理性的运行阶段。

 　　比较发达国家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国家高得多，但他们的产品在较高的价格平台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这固然得益于较高的技术含量，同时也离不开良好的整体经济环境和社会性能做支撑。以此为鉴，要顺利完成从低成本时代向高成本时代的过渡，社会性能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诚信系统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等。由于诚信体系缺位，金融市场不成熟，我们损失了相当大的竞争市场，未来增强竞争能力的重点就应该立足于这些方面，通过社会性能的完善，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建立高投入、高产出的良性循环体系。随着中国整体经济技术含量的提升和社会性能的完善，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和升级必将指日可待。

 　　综上所述，“高成本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的向我们走来，从“低成本”向“高成本”转型期的阵痛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怎样缩短这个“阵痛期”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面对当前物价现状以及通胀预期状况，我们更应该满怀信心、理性应对。